首先，当前中国消费增长偏慢，既有“疫情冲击具有严重非对称”的短期原因，也有消费增长面临长期性体制机制性障碍的原因。不消除消费增长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特别是不尽快扭转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趋势，中国在“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内都可能面临消费不足问题的困扰。长期以来，中国全体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呈现长期性下降趋势，现在也没有出现止降。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越发达的地区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越明显。总体来看，中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发达国家类似阶段的比较偏低10~15个百分点。当前一些发达地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逆规律下降（根据一般规律，当经济达到中高收入水平以后总体居民消费倾向将趋于上升），主要原因是房价长期快速增长形成一种累积性冲击效应，使一些群体购买力出现透支，消费预期不稳定，从而导致发达地区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下降。另外，贫富收入差距，特别是财产收入差距，也是导致整个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及常态化发展可能对“十四五”时期消费增长造成长期性负面影响。疫情防控如果长期化，旅游、交通运输及其他许多户外户内集聚性服务消费将长期受抑制。中国目前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刚刚超过40%，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同时，服务消费还是消费结构升级优化的重点，因此，疫情防控长期化可能会使消费不足问题更加突出。
其三，消费如果出现中长期不足，会产生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消费不足意味着产能过剩。结果就会产生较大的物价下行压力（目前CPI与PPI都在偏低区间运行），甚至存在通货紧缩潜在风险，并对微观企业的盈利产生负面作用。
总之，当前需求端存在的矛盾，须引起高度重视，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努力挖掘中国消费增长的超大潜力，避免在国际需求日益紧缩的情况下中国再次出现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不足问题。
加强需求侧管理须两手抓
文章认为，加强需求侧管理，并不是一味地采取短期的办法刺激需求，而是要着力解决需求侧增长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各种体制机制与环境上的障碍，重点是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即一手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另一手要完善相关制度、优化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和改善消费预期。尤其是要着力深化与扩大消费相关的重要领域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
一是各级政府要像过去重视扩大投资一样重视优化消费环境、增加消费动能。要充分认识到投资与消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在新发展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会相对减小，这是一种内在趋势，也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投资对优化结构的作用特别是提高创新能力的作用却是越来越重要。消费对中国经济由大变强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方面，同时，它还是有效化解美国对中国的长期战略遏制政策的重要对策。对此，我们认为，消费强国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要提高消费的战略功能定位，将消费对经济的作用由“基础作用”提升为“主导作用”。
二是制定全面促进消费增长的中长期规划。目标是努力争取在2035年中国居民消费总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使中国在应对国际各种风险挑战中赢得主动权。并建议制定两项专项规划，分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和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倍升计划。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与企业税制改革，着力解决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制定合理征税的原则和过渡期设计，引导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的预期，最大化地减少房价过快增长对居民消费与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要加快税制结构改革，研究和出台财产税、遗产税方案，做好顶层设计和立法准备，较大幅度地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同步降低企业税负。
四是提高促进消费的时空便利化水平、优化消费理念。既要促进居民消费的空间便利化水平，如全面振兴街道经济，保护传统商业系统，优化消费的空间环境，还要促进居民消费的时间便利化水平，如进一步改革假日制度，挖掘春节等传统假日经济的新潜能。同时，要加快改变社会上过度宣传投机投资致富的观念，改变重物质轻服务的消费倾向，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全力拓展服务消费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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