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四：塑造国际规范、主导国际制度是获取国家利益、增强国家软权力的重要途径，但是为谋取私利而破坏国际规范与制度，或在国际合作中斤斤计较，会削弱国家软权力。
现代国际规范与制度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行为准则与行事规则，其核心是国家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平等、不容侵犯和内政不容干涉。美国作为二战后首要大国，主导制定了国际社会沿用至今的这套行为规范和制度框架，且为维护这个规范和框架而主持过国际正义，如1991年在联合国授权下领导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惩罚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美国霸权的威望意味着强大的软权力，其霸权的制度性降低了霸权护持成本，此乃其霸权延续的重要原因。但是，冷战后尤其是“9·11”后，凭藉其世界独大地位，美国常以保护人权或主持正义为由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打着“人道主义干涉”、“反恐”、“反扩散”的旗号侵略别国，为谋取霸权私利而破坏国际规范与制度，导致其霸权软权力下降。保护人权、反恐都必须在现行国际法框架内，以遵守国家主权原则为前提。主持正义是指在国际关系中（而非到一国内部去）主持公道，在国际争端中明辨是非曲直，不偏向任何一方，不可以主持正义之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谋取霸权利益之实。任何打着“反恐”、“人道主义干涉”或“保护的责任”等旗号破坏现行国际规范和制度的所谓“正义之举”本身是不正义的。
中国作为联合国主要创始国之一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率先宣导者，为现有国际规范与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应继续充当现有国际规范与制度的维护者、践行者，抵制霸权主义及其他国际违法行为。而且，作为和平崛起中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应根据时代变化和自身国力和影响力的上升而承担更大国际责任，与时俱进地对待现有国际规范和制度，参与改革、完善其中不合理、不公正或与时代不相适应的部分，主导制定全球治理规则等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的新国际规则。比如，随着全球人权意识勃兴和共同安全观渐趋流行，尊重、保护人权和维护共同安全正在成为“普世原则”，因此当某国的确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或其内乱、内战严重威胁邻国安全和地区稳定时，中国应该在尊重该国主权与保护该国人权、维护邻国安全和地区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支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内合法适度介入，否则会被指责为忽视人权甚至是专制政权的庇护者，不利于占领国际道义高地，不利于树立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还应以美国滥用美元霸权谋取私利为戒，既以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中国和平崛起，又要践行合作共赢新理念，努力使人民币逐步变成公正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要稳步推进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国际合作，引领打造合作共赢新模式、新规范，让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摒弃重商主义的“相对获益”观，更不可如今日美国那样在对外交往中锱铢必较、斤斤计较。总之，和平崛起中的中国既要汲取历史上德、日等崛起大国以武力推翻既有国际规范与制度的教训，并以美国霸权行为损害其软权力为鉴，恪守永不称霸的承诺，又要对国际秩序的公正化、全球化作出应有贡献，逐步为国际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以较小成本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启示五：在国际关系中分清亲疏敌友无可厚非，但搞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总体上不利于增强国家软实力。
在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大国对友国履行合法义务，不仅可获得利益回报，增强战略信誉，而且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但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现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大国特别是“领导国”只有遵守这一原则，公正对待所有国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一视同仁，才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维护其国际威望。二战后以来，美国保护盟友为其霸权赢得了战略信誉，但是它往往在国际关系中搞双重、多重标准，因而损害了其“公正”形象和国际威望，总体上有害于其软权力。“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的特征之一是它建立在公平和市场开放的规则之上”〔38〕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美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往往不公正：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美国对以色列执行最松标准，对印度执行较松标准，对巴基斯坦执行较严标准，对朝鲜、伊朗执行最严标准；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一向搞双重标准，对别国评头论足、指手画脚，而对自己避而不谈；在国际贸易中，美国要求别国行自由贸易，自己搞保护贸易；在网路安全方面，美国把自己搞的安全情报窃听正当化，而把别国从美国获取商业情报的行为非法化。美国一手操纵的所谓“南海仲裁案”更是它不公正因而损害其软权力的例子。美国在中菲南海争端中完全站在菲律宾一边，企图以“国际裁决”损害中国的南海主权、海洋权益和国际形象，但结果弄巧成拙，反而损害了其国际形象，因为公开支持中国的国家有70多个，而公开支持美菲的国家不过10个。因此，在国际关系中，中国要亲疏有别，但须以美国不公正的霸权行为为戒。
总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必须在继承和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既借鉴美国霸权软权力兴盛的成功经验，也汲取其衰落的诸多教训，摈弃霸权国的“双重标准原则”，奉行“王权国”的“规范原则”，〔39〕不断增强自身软实力，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和平发展战略，与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1〕[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193页。
〔2〕学界一般把“9·11事件”开启的国际关系新阶段称为“后9·11时代”，但称之为“9·11时代”应该更准确。参见郑保国：《“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外交评论》，2007年第5期。
〔3〕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4页。
〔4〕G. John Ikenberry ,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 , Survival ,Vol.43 , No.4 , Winter 2001-2002 ,pp.19-34. 转引自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5〕I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2, 1999,pp379~408.
〔6〕金灿荣：“美国外交的国内政治制约及其在后冷战时期的特点”，载牛军：《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7〕王缉思：“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与外交政策”，载牛军：《克林顿治下的美国》，第33页。
〔8〕[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第187—193页。
〔9〕伊肯伯里认为：主导国与参与国的实力差距越大，越容易达成制度性约束协议；所有参与国越具有民主性质，越容易建立制度性国际秩序。参见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第65—71页。
〔10〕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11〕[美]基米·卡特：《忠于信仰》，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66页。
〔12〕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Liberties,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3-1994, 1994-1995, New York: Freedom House, 1995. Freedom Review,Jan/Feb,1996.参见刘建华：《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促进”：一种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分析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81—82页。
〔13〕宋小川：“从“占领华尔街”看“美式民主”的非民主本质特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
〔14〕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116, No. 1, July-August 2003.
〔15〕Bill Winter, “The Monarchization of America Under Bush,” Libertarian Party,October29,2004,http://www.nucnews.net/nucnews/2004nn/0410nn/041029nn.htm#680. 转引自[美]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警钟：美国共和制的衰亡》，周洁译，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2009年，第1章第3页。
〔16〕[美]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警钟：美国共和制的衰亡》，第1章第3页。
〔17〕[英]马丁.沃尔夫：《美国正在放弃其软实力》，《金融时报》，2017年6月2日。
〔18〕[美]威廉·霍姆多夫：《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吕鹏、闻翔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19〕黄万盛：《民主的霸权与民主的破碎》，载玛雅主编：《美国的逻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20〕[美]克莱G. 瑞恩：《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程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5页。
〔21〕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 Step/Oct. 2014,Vol. 93, No. 5, pp.5~26;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22〕凤凰网，凤凰国际智库：《“穆勒调查”》，2017年6月16日，9：4：49。
〔23〕William A. Galston , “Why a First Strike Will Surely Backfire?” Washington Post , June 16 ,2002.
〔24〕[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增订第二版），王忠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25〕[法]夏尔—菲利普·戴维：《安全与战略：战争与和平的现时代解决方案》（增订第二版），第15页。
〔26〕[美]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世界秩序重建》，“序言”，第23页。
〔27〕“Global Economy Gloom-China India Notable Exceptions”, http://pewglobal.org/reports/pdf/260.pdf. 转引自颜剑英：“全球反美主义对美国软实力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
〔28〕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29〕新浪财经，2017年6月2日，9：19。
〔30〕[美]彼得.J.卡赞斯坦、罗伯特.O.基欧汉编着：《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第4页。
〔31〕Kevin Sullivan , “Views on U.S. Drop Sharply in Worldwide Opinion Poll ,” 转引自[美]安玛丽·斯劳特：《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持我们的价值》，第185页。
〔32〕中国新闻网，2010年05月20日 13:46。
〔33〕“美国全球角色改变引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7月29日。
〔34〕陈曙光：“价值观自信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求是》，2016年第4期，第47页。
〔35〕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18页。
〔36〕参见阎学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3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8页。
〔38〕G.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7, No.1, January/February 2008, pp 29-30.
〔39〕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第248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4月号，总第24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