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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霸权软权力的兴衰之道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http://www.CRNTT.com   2018-05-06 00:11:30


“中国梦”与“美国梦”能否连接?
  中评社╱题:美国霸权软权力的兴衰之道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郑保国(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霸权软权力随美国霸权“民主性”之积极面的兴衰而兴衰,转捩点是“9·11事件”。美国霸权“民主性”之积极面指美国霸权受美式民主的积极影响而在霸权体系内有一定积极作用和一定吸引力,主要体现为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其式微是因为“9·11”以来美国内政外交的“新帝国化”和“特朗普外交革命”。美国霸权软权力的兴衰之道给和平崛起中的中国以正反两方面的诸多启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必须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既借鉴美国霸权软权力兴盛的经验,又以其衰落为戒,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和平发展战略,与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霸权的“自由民主开放性”(即所谓“自由霸权”、“民主霸权”)和制度性(即所谓“制度霸权”)〔1〕使它获得巨大软权力。但是他也许故意忽视了美国霸权的排斥性、强制性,即把不接受西方民主或不愿追随美国的国家尤排斥在外,施以不同程度的敌对和强制,且在自由主义霸权体系内以形式上的民主施行一种文明等级制。换言之,美国霸权的所谓“民主性”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因此准确地讲,美国霸权软权力来自其“民主性”的积极面(至于损害其软权力的消极面不在本文讨论之列)。那么,什么是美国霸权“民主性”的积极面?为何说美国霸权软权力兴于美国霸权“民主性”的积极面?它为何在“9·11时代”〔2〕不断式微以致美国霸权软权力逐渐衰落?美国霸权软权力的兴衰之道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一、美国霸权软权力兴于美国霸权“民主性”之积极面

  约瑟夫·奈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软权力(soft power)概念指一国(通常为大国)以榜样、威望、规范等非胁迫非暴力手段、方式吸引别国、影响别国行为乃至主导国际社会的能力,包括其政治价值观的感召力、社会文化的吸引力、社会制度的影响力以及对国际规范的塑造力和对国际制度规则的操控力。作为美国霸权的非物质性构成要素和重要特点的软权力,主要兴于美国霸权“民主性”之积极面。所谓美国霸权“民主性”之积极面,是指美国霸权因受美式民主的积极影响而在其体系内有一定积极作用和吸引力,主要体现为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即美国霸权奠基于美式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之上以及很大程度上由此决定的其国际制度性。换言之,以美式民主立国的美国于二战结束前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美式民主影响下的制度性霸权,倾向于通过国际制度主导国际事务,在其霸权体系内与主要盟国实行一定程度民主协商,一定程度上在经贸和安全等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因而有利于其霸权体系内的和平稳定,对国际事务有一定积极作用。

  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表现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规则与安全机制、以布雷顿森林体制及其后继制度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经贸体制以及以北约、美日同盟等多边、双边军事联盟为骨干的区域性军事同盟体系。二战后美国主导构建并操控的国际制度网路是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特表现。“美国与以往霸权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完全依靠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想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制度化霸权体系。⋯⋯制度化的霸权体系是通过建立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规范,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合法化,以便得到较多国家的政治支持,减少霸权政策对武力的过分依赖。”〔3〕美国霸权的这一特性似乎为伊肯伯里等新自由国际主义学者把它定性为“自由民主霸权”提供了论据。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外交本质上是重视国际制度建设的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即使美国现实主义霸权外交也具有多边主义和民主制度特性。他认为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在建立其霸权之时,采取了有别于其外交传统的多边主义模式,并以两笔现实主义交易为基础:第一笔交易即美国向自己的欧亚伙伴提供安全保护和在开明世界经济中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技术和供应品的机会,作为回报,这些国家同意成为美国的稳定伙伴,向美国提供外交、经济和后勤支持,以确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战后秩序;第二笔交易即欧亚国家同意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并在一个商定的政治经济体系内行使。〔4〕

  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使它在其体系内具有一定“合法性”,从而增强了其软权力。美式民主在美国霸权体系内被视为普世价值和具有“合法性”。而国际制度不仅是国际认可的产物,而且它本身构成对合法性的界定。〔5〕国际合法性是软权力的主要来源。霸权国的软权力必须以一定的“合法性”为基础。为了成为世界领袖,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了以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为主体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在美苏分道扬镳和社会主义阵营初步形成后,美国把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当做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严重威胁,领导西方世界以冷战的方式全力遏制、演变社会主义阵营,以巩固其西方领袖地位和保卫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于是,法理上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随之主要呈现为美苏冷战秩序和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美国在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等全球性国际制度操控国际事务、主导世界经济的同时,通过旨在遏制社会主义的北约、美洲国家组织等地区性国际组织,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许多国家结成多个政治、安全共同体,对内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对外长期充当西方的政治经济领袖和安全保护者。因此,美国霸权在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眼中具有一定“合法性”。美国通过国际制度发挥国际主导作用和实现地区控制,对它认为的民主国家(主要是其盟国)比较讲民主协商,听取不同意见,实行某种集体决策,有时甚至容忍对其领袖地位的挑战(如戴高乐的法国对美国的西方主导权的挑战)。美国霸权这种形式上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对它自身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有一定积极影响,因为主要通过国际制度解决国际问题、管控地区局势,既有利于树立美国的国际威望和良好国际形象,从而增强了其软权力,又有利于一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换言之,由于美国霸权既非主要表现为传统霸权那样的直接帝国统治、殖民奴役或军事占领,也非主要表现为苏联霸权那样的家长式统治,而是主要通过一系列国际制度主导国际事务,通过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赢得了许多国家的追随和服从,因此二战后美洲、西欧等完全处于美国霸权体系内的地区总体上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尤其是北大西洋地区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较高,这突显出美国霸权的“民主性”之积极面,从而帮助维护了美国在西方阵营的霸权,也使它对“中间地带”具有一定吸引力,从而在与苏争霸中较长时间处于较有利地位。

  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显然源自美式民主,有其国内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作基础。美国的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及总体上反殖民帝国主义的外交传统使美国总体上拒绝传统霸权的帝国性及其治理模式,或者说美式民主奠定了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基础。“美国是较早的成文宪法制国家,其长期的宪政主义政治思想对其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深刻的影响。”〔6〕“这种政治影响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及有形与无形的国际规范与机制。”〔7〕伊肯伯里和约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认为,美国霸权是“一个模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界限的延伸性体制”,即美国民主体制蔓延到其外交中,使它在对外关系中尤其是在与其欧洲盟国打交道时搞民主,通过制度彼此约束。〔8〕这种观点虽有夸张和溢美之嫌,但非全无道理。当然,美国霸权的“民主制度性”还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一是二战后以惨痛伤亡和巨大物质损毁为代价终于取得了巨大进步的人类社会再也不能容忍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式的传统帝国霸权模式;二是美国国力遥遥领先和加入国际制度的国家大多是西方民主国家〔9〕;三是美国是精于大战略设计的国家,希望通过民主的制度方式把建立和维持霸权的成本最小化。

  此外,美式民主曾长期享有较好国际声誉,成为不少走向现代化的国家心仪和仿效的对象。尽管美国不顾别国国情的对外民主输出尤其是武力输出民主给一些国家造成损害甚至灾难,从而有损美国霸权软权力,但是基于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对外民主输出也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和接受,一定程度上又有利于增强美国霸权软权力。尽管实际上美国对外政策以现实主义为主,在制度霸权之外也搞分而治之、离岸平衡,长期从事隐蔽战争甚至打代理人战争,但是作为西方“自由、民主、法治、多元、开放”公民社会的主要代表,美国长期以来以传教士的救世使命与激情输出美式民主,在对外关系中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其外交具有比较强烈的自由国际主义特性和理想主义色彩,与历史上欧洲列强主要在均势政治中纵横捭阖和争夺海外殖民地的现实主义霸权外交明显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美国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定的价值感召力,一度占据了道德高地,为它赢得了历史上其他霸权国无法赢得的不少国家的价值认同与意识形态追随。假如没有“威尔逊主义”和佛兰克林·罗斯福经过“四大自由”演说和《大西洋宪章》之类宣言提出并弘扬的基本价值,美国即使有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难以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呈现出的那种世界权势和影响。〔10〕美国前总统卡特自豪地说,“什么时候道德和保卫自由民主的决心在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得到最为明确的强调,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最为强大而有效。”〔11〕

  所以,美国参加二战后,它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之一,而且成为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在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期间,美国的软实力大于苏联的软实力。虽然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壮大,但是不少国家在美国影响下走上西式民主道路,加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经过战后近30年的美式民主扩展与共产主义发展之间的拉锯,到1974年“民主化第三波”开始时,基本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国家”达到39个。到1995年“民主化第三波”达到高潮时,“民主国家”增加到117个,在191个国家中的占比达61.3%,这一比例在1974年是27.5%。〔12〕冷战结束后初期,无论纵向看还是横向看,美国霸权软权力皆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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