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不会通中西，是没有出路的。郭齐勇先生指出，“百年来，在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但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并不意味着以西方哲学来裁剪中国哲学，也不意味着失去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郭齐勇先生一方面特别重视中西哲学之间的互动和会通，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对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研究和揭示。两者之间看似有距离，实则深度一致。因为对话和会通必须在两个平等主体之间进行，如果没有自身的特殊性，就不能成为平等对话的一方。
他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思考，特别体现在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概括上，而且注重这种概括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例如，他从西方政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儒家，注重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典诠释方法学的展开。这是一种避免以偏概全、避免僵化的理解。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多一个角度的概括，就能使中西哲学之间多一层交流和会通，也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更好地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甚至揭示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对世界哲学的贡献。
思接古今
以现代的视角来理解传统哲学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郭齐勇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又一大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直接回应现实社会人生存在的问题。郭齐勇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哲学研究存在七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实向度不够”，并且期待中国哲学能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的智慧能参与现代化，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他提出，“现实向度”不仅仅意味着以现代视角进行研究，而它本来就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哲学家看来，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照样可以超脱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超越的理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实现。”
除了回应现实，他还积极从正面阐发和推动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讨论儒家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时，郭齐勇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中（包含观念、制度、实践、民俗诸层面）的许多遗产，值得人们认真地思考与创造性转化”，在介绍《礼记·王制》中的有关理念与制度安排时，作者特别指出其中很多制度是“极有人性化的制度”，还“涉及今天所谓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这些资源至今还有进一步作创造性转化的价值与意义”。
郭齐勇先生常谦称“守先待后”。他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精神和命脉。而真正的“守”并不那么容易，必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体会其精神，并在现代社会延续其命脉，才是真正的“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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