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对于欧洲国家的医疗外交
正当各国在努力应对新冠肺炎危机时，部分国家呼吁减少贸易并提高保护主义，协助抵抗此种流行性疾病。显然的，这是从疫情所建构的想像危机，利用民族主义提高国家对内与对外的管制措施。实际上，目前的危机正需要全球合作以及货物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医疗资源。
中国大陆则是藉由国家形象重新建构民族主义，北京主要的做法即是透过对于欧洲国家的“医疗灾难外交”，特别是义大利等国，展现中国大陆作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防疫重要合作伙伴。
义大利为欧洲南部的半岛国家，从地中海到欧洲内部成为具有地缘战略优势的国家。义大利北与法国、瑞士、奥地利和斯洛维尼亚(Slovenia)等国接壤，梵蒂冈和圣马力诺(San Marino)为境内两个独立国家。阿尔卑斯山成为义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天然屏障，它还拥有地中海最大的两个岛屿，西西里岛(Sicily)和萨丁尼亚岛(Sardinia)。义大利的首都罗马曾经是罗马帝国的核心中枢，罗马帝国曾经统治欧洲、北非与黎凡特(Levant)的大部分地区。于是中国大陆推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义大利成为北京在欧洲的突破点。
2019年，义大利与中国大陆签署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让义大利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参与G-7的工业国。义大利则希望藉由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合作来促进国内内需的增长。此外，义国政府也藉此对欧盟展现，可以不依靠补贴政策来证明该国的独立性，并在欧盟架构内能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前义大利副总理、联盟党主席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则反对与中国大陆签署的协议。最终，义大利与其他未签署合同的国家（例如法国）相比，签署谅解备忘录并未给义大利带来更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合约。
而到了2020年3月，义大利面临极其严重的新冠病毒危机。原本3月初之际，义国政府透过欧盟公民保护机制(EU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向欧盟寻求协助，却未获得欧盟回应，此外，法国与德国还禁止出口口罩。然而，中国大陆却回应义国政府物资请求，向罗马运载30吨的监护病房设备、医疗防护物品、抗病毒药剂等医疗用品，义国外交部部长迪·马约(Luigi Di Maio)在其Facebook页面发布一段运输机抵达义国的影片。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资讯和公共外交的胜利。当义国需要救助时，北京被描绘成是义大利的救世主。尽管随后德国承诺向义大利提供口罩，但义国媒体舆论已转向，认为欧盟抛弃义大利，而中国大陆却解救义大利。尽管该项物资为中国大陆与义大利的红十字会协议所运送。按照不同国家红十字会各机构间之惯例，中国红十字会在一个月前就向义大利红十字会(Italian Red Cross)寻求帮助，当时义国向武汉运送18吨物资。
除3月12日降落在罗马的第一批医疗物资外，中国还于3月18日对于米兰(Milan)运送第二批物资。这是由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各省所出资，由于中国大陆在义大利拥有庞大的移民社区，中国大陆的企业也捐助义国其他地区和城镇。由于这一系列的宣传活动，相较于地缘上邻近国家的举措，让中国大陆暂时摆脱新冠肺炎流行病的起源，以及后来隐瞒疫情的指谪，被形容为在需要时刻可提供实际协助的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义国总理孔蒂(Giuseppe Conte)的电话讨论提到，提议结合现有的一带一路，启动新的“健康丝绸之路”(Health Silk Road)。在此一倡议下，大国大多愿意藉鉴成功开展抗击病毒的经验教训，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分享。而鉴于新冠肺炎可能在全球流行一段时间，或再度发生，各国或者会对此感兴趣。许多义国民众认为，中国防范疫情的模式可能是一种较为有效的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挽救生命并减少经济损失。
除义大利外，中国也对于日本、伊朗、巴基斯坦与欧盟等82个国家和世卫组织、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提供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这些医疗物资的品质迭有争议，但是，指控是否合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与该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的作为。因此，习近平才会说，团结合作乃是面对公共卫生最为有效的政策。于是，在贸易战与民族主义纷扰的时期，援助与合作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工具。
四、美国与中国“疫情合作”的可能性
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冲击，可将其视为新型态的“灾难”。这样的灾难，已影响许多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国家间关系乃至于全球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在疫情发生期间，部分国家可以比其他国家快速回复正常经济与政治活动，而部分国家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其实，早在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会议(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的代表集聚巴黎，讨论对19世纪上半叶席卷欧洲大陆的霍乱联合应对措施，当时已成为国际外交的主题。然而，在20世纪，如何控制国际间军事冲突乃至于核武战争的重要性，取代控制潜在的大流行病毒。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也曾努力为民众接种天花疫苗，这为公共卫生合作提供先例。
由此可见，灾难的发生往往会改变现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运作规范，或有机会暂时改变彼此之间的敌对关系，为在灾难过后改变敌对状态形成与建构合作基础。即便暂时终止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也有助于国家之间在面对共同的环境与灾难威胁时，重新建构一个可以合作的关系，进而形成新的互动模式。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即以公开、透明方式行事，包括对于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通报疫情。此外，中国也分享病毒的基因组测序结果，以及分享疫情的控制与治疗经验，也提供有需要的国家相关医疗资源与物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更呼吁，“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应该引领治疗技术和疫苗研发国际关系合作”。
美国内部也有类似的呼吁。莱斯(Susan Rice)与哈德利(Stephen Hadley)曾经分别担任美国欧巴马总统与小布希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川普的前国家情报总监科茨(Dan Coats)、小布希时期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谢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柯林顿总统时期的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与欧巴马任内的国防部部长海格(Chuck Hagel)等人，都呼吁搁置分歧共同抵抗疫情。于是，一场新冠肺炎让美国内部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建立不同于川普总统的“想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价值是疫情合作取代川普的“操作对立的选战语言”。
进一步来说，美国与中国间的灾难医疗合作领域，可以包括以下数项，紧急措施与公民往返问题、未来新兴疫情的感染控制、医疗卫生人员培训、医疗用品之生产与疫苗研发、流行病防范之组织与机制、管理疫情对于国内经济影响等，以及强调在美国与中国间之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当中医疗合作的重要性。
面对如新冠肺炎等新兴疾病问题，国家“高筑墙”的防疫策略虽能暂时解决疫情危机，但很明显的全球共同面对这类新兴疫情的国际合作，各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疾病的扩散与其经济后果。倘若一个国家能够有效控制该流行性疾病，而邻近国家却失败，除非持续管制国界，否则该流行病仍会再度发生。此外，全球贸易与金融市场则进一步需要采取一致性行动，稳定全球经济与市场。在未来的数周到数个月当中，是否与如何做到这一点将持续受到关注。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5月号，总第26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