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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经济增速下滑 要不要、值不值、能不能?
http://www.CRNTT.com   2019-12-25 08:53:54


 
  焦点4

  扩张性政策过去效果不佳?

  在2010年底退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后,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都是相当稳健的,虽然有过几次扩张,但扩张力度不大、扩张时间也不长。

  余永定:有观点认为,中国在2012至2013年和2015至2016年有过狂飙突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但经济增速表现仍不理想,这表明中国实际增速在潜在增速之上。

  首先,我感觉一方面四万亿的推出有过快、过急之嫌;另一方面我们刺激政策退出有过快之嫌。

  确实,2012年第二季度,政府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遏制经济增速的急剧下滑。

  2014年政府宣布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但市场的感觉是财政政策并不积极。由于2015年经济形势恶化,2016年政府确实采取了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进一步减税降费。二是扩大财政赤字规模。

  与此同时,根据经济增长的状况,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央行在基本采取“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对货币政策的放松度进行过一些调整。

  总之,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政府曾采取过较为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力度都不大,每次持续度时间也不长。

  焦点5

  如何看待制约财政扩张的因素?

  现状不是关键,动态趋势是关键;从1998年至2002年中国经济的经验看,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关键因素。

  余永定:很多人反对扩张政策,是因为扩张政策受到M2/GDP过高、政府债务问题、僵尸企业、企业杠杆率高等因素制约。

  M2/GDP过高、政府债务问题此前已做过解释,不多做解释。不过,对于债务问题,有三点需要补充:第一,从官方数据上看,政府债务风险可控。截至2019年8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14139亿元,地方政府负债率为25%。第二,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看,多个机构做过估算,但数据差异很大,很难确定哪个数据是正确的。第三,现状不是关键,动态趋势是关键。如何理解?即便债务/GDP的比例已经很高了,这一现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杠杆率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以国债为例,如果我们能够维持财政赤字/GDP比的稳定,同时使经济增长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国债/GDP比最终就可以稳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水平。

  总之,我们不应低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也不要过高估计地方债务问题的严重性,更不要因为地方债严重就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从1998年至2002年中国经济的经验已经证明,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关键因素。

  焦点6

  保增长是否会使得僵尸企业苟延残喘?

  应把消灭过剩产能和增加有效需求结合起来。

  余永定:面对产能过剩,提振经济有两种办法:一是“关、停、并、转”,用减少产能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通过淘汰僵尸企业,减少产量,PPI就有可能回升、企业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另一种做法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适度的货币政策,用刺激有效需求的办法来消灭过剩产能。

  前一种做法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压力,优胜劣汰,提高相应行业的生产率。但如果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出现,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不仅如此,僵尸企业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很难定义什么是僵尸企业。一些现在的明星企业曾长期亏损,但它们的最后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后一种做法可以使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增长,可以为结构改革争取喘息时间,但不会自动导致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便经济增长恢复,除非需求结构得到改善,也未必能保证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前一种政策可以归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上是前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后一种则可以归类为“宏观需求管理”,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现实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处于通缩状态,通过“关、停、并、转”,“去产能”不一定能够稳定价格。即便价格稳定了,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引擎,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回升。相反,在“产能过剩——通缩”和“债务——通缩”两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下降,而无法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僵尸企业并非中国独有,僵尸企业跟制度有关、跟市场机制好不好有关,但并不完全如此。在欧美这些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国家,也有很多的僵尸企业。有一些僵尸企业的产生是经济增长疲软的结果。经济增速高一点,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僵尸企业就会少一些。

  焦点7

  为什么财政扩张的方向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依然很大。

  余永定:在消费和出口需求增长速度难以进一步提高,而政府又不希望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房地产投资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对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替代。

  因为4万亿刺激计划的一些副作用,公众对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主张比较排斥。中国政府到底应不应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投资?

  连主张不干涉主义的美国政府都认为,如果政府清楚地知道有哪些需要投资的基础设施、知道如何有效地为这些投资项目融资,而且知道经济处于疲软状态,政府就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增加公共投资。201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强调,当时的低利息率,为美国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极好条件。事实上,西方国家都希望能够像中国那样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只可惜是力有不逮。

  在产能过剩情况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更没有必要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犹豫不决。正如有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中国应该进行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实在是太多了。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息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等都价格便宜)实际上为中国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绝佳的时机。

  四万亿的问题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确定、组织实施和融资方式,而不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决定本身。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总结四万亿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应该如何确定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何同地方政府协调组织投资的实施,以及如何为这些投资融资。此外,基建投资确实存在低效的问题,地方政府是否能够善用资金仍是一个大问题,这类问题,已经超出我专业范围。

  来源:新京报 作者:侯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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