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学运”的启发性
香港反对派“谨小慎微”地保持着与国家的严格精神距离，甚至不惜以极端化的本土分离主义对抗本属常态事物及历史进程的国家性整合。对于香港的这种微妙政治心理，我们可以适当参照台湾予以类比及理解。
马英九先生也许不是一位成熟且具决断力的政治家，但却是一位对外部批评敏感且回应相对真诚的行政领导人。在《执政八年回忆录》中，马英九先生以独立章节记述2014年的台湾“太阳花学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两点：
其一，专章标题为“那些拖累台湾的罪人们”，这是很精准但在台湾很不政治正确的评断，事实上同样可以用于评价香港的“反修例”示威者群体；
其二，马先生在谈及“太阳花学运”精神动因时，提出这是因为两岸关系“行至深处”必然出现的集体性政治反弹，要与大陆拉开一个“安全距离”才可从容自处，但这种反弹力过大而伤害到了台湾自身。
这种来自台湾地区前领导人的独特观察视角非常关键并具特别的启发性：社会运动功过需要长历史周期来合理评断，但其不能一味道德标榜，而应具有反思意识与能力，要有“罪性”意识；央港关系在融合发展的国家新政策及大湾区框架下亦有“行至深处”的反弹力问题，这一反弹亦产生了“一国两制”的精神撕裂伤及对香港社会的持久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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