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我与《中国评论》的不解之缘——贺《中国评论》创刊二十周年 作者：徐博东（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教授
光阴荏苒，不想今年已经是《中国评论》月刊创刊二十周年了，不久前伟峰兄托建闽兄来示，要我写点什么，以为纪念，我当即表示：“义不容辞”！《中国评论》正值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此喜庆的日子，谨祝《中国评论》月刊社运昌隆、蒸蒸日上，为两岸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序言
说起《中国评论》和它的掌门人伟峰兄，就不免让我激动！这么说吧，假如说我在海峡两岸学术界还算有点小小的知名度的话，不说“都”拜《中国评论》之赐，也得说大多是靠喝《中国评论》的“奶水”而成长，而“奶妈”，则是《中国评论》的创办人、社长郭伟峰。这绝非虚言。
我与伟峰兄的交往可以上朔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掐指算来，已经整整有30年了。1988年初，那时我尚未涉入当代台湾问题研究，初出茅庐的我刚出了本和黄志平教授合写的《丘逢甲传》，想要在海外有很大影响力的中新社发个新闻稿，以扩大影响。不想那时还很年轻的我，壮着胆子冒昧去了趟中新社不要紧，竟意外结识了刚从香港调职回京主持该社港澳台侨部工作的梅州同乡郭伟峰，打这便与伟峰兄结下了不解之缘。按伟峰兄的话来说，“从此开启了我为他打传播工长达23年的历史。”（见拙着《台海风云见证录》序五，《博东，从一只孤鸟起飞》,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此序）
此后不久，因缘际会，我受晓波兄的影响和家泉老的提携鼓励，从台湾史研究领域转向当代台湾问题研究。后来伟峰兄也从中新社调出，受汪道涵之命赴港主持创办《中国评论》月刊。从此，我与伟峰兄成了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在涉台舆论传播阵地，我在台湾研究领域，共同为两岸关系发展、祖国统一大业出力。
二、“南林北徐”的由来与《中国评论》
记得有一天，好像是1997年冬，伟峰兄与建闽兄突然来我的研究室找我。时值傍晚，我们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小餐馆用餐。他告诉我，他们正在香港筹办时政评论杂志——《中国评论》，希望我今后能多多赐稿，鼎力支持……。那时候，我在大陆台湾研究界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勉力支撑着一个既没有经费、又没有研究人员的“台湾研究室”，被台湾媒体戏称为“既当校长又兼撞钟的一人研究室”。伟峰兄居然如此“礼贤下士”，看好我，百忙之中亲自登门造访，真令我有“受宠若惊”之感！记得伟峰兄还专门谈到，说我很有眼光，对民进党的研究十分重要，弥补了大陆台湾研究的“短板”，很有“前瞻性”云云。
次年，《中国评论》在香港顺利创刊，并在当年的第三期上首次刊发了我写的一篇小文，题为《民进党“台独”转型不可逆转》。该文发表时，伟峰兄还专门加了一段编者按：“大陆学界中研究民进党的学者堪称凤毛麟角，而‘南林北徐’是其中之佼佼者。‘南林者’，厦门的林劲教授也。‘北徐者’，即本文作者徐博东。徐博东教授自一九八九年开始，专攻民进党研究，其研究不仅是资料研究，更多的是与民进党人士的交流接触的实际研究，所以，他的体会尤为深刻，思考也就能突破框框。”从此，我便浪得江湖，名不副实地在两岸学术界领受着“南林北徐”的桂冠。如今我已退休多年，淡出了大陆当代台湾研究界，虽然仍在关注，但早已落后形势，只能算是台湾问题研究的“票友”了，但“南林北徐”仍不时有人提起，实在惭愧！而始作俑者，正是二十年前《中国评论》的这篇“编者按”。不过，应该坦承的是，受到伟峰兄的肯定与鼓励，打那以后，我对民进党的研究确实是更加努力上心了。以后，《中国评论》又先后发表了好几篇我的研究论文。伟峰兄说：“23年来，博东兄很多思想火花，都是在我服务的媒体平台点燃的，他的很多文章，我是第一个读者。”有没有“思想火花”不敢说，但多年来因为我的拙作，让伟峰兄费了不少神，少睡了不少觉，那倒是真的！
三、“抱团取暖”见真情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为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年12月，我从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挖”来已有10多年台湾研究经验，尤其是对民进党和台湾军事、两岸关系都有深入研究的年轻学者朱显龙教授任副手，将北联大“台湾研究室”升格为“台湾研究所”——由原来的“路边摊”变成了“大排档”（王晓波语），引起了海峡两岸各方的普遍关注。
研究所成立当日，伟峰兄专程从香港赶来出席挂牌仪式，后来又安排他的编缉部主任罗祥喜对我进行了一次专访。祥喜兄早在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任职时就与我熟识，也曾经是显龙兄多年的同事。当年《中国评论》5月号，刊发了由祥喜兄亲自执笔撰写的专访稿——《徐博东：中国大陆民进党研究的拓荒者》，对我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研究所的研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经费依然捉襟见肘。于是包括伟峰兄在内的许多大陆台湾研究界老朋友，如辛旗兄、克礼兄、志怀兄等，便都成了“待宰的羔羊”，我时不时地向他们提出“合作”的建议，以缓解我所经费短缺的困难。难怪后来伟峰兄不无“怨言”地说：“博东兄是很善于杀熟的人，他创办研究所后，很多朋友都为他解囊相助，每次我与他见面，他都要伸出手来：‘咱俩合作搞一个研讨活动，掏钱请大家吃饭就由你负责！’那个时候，……（我）到香港创办《中国评论》月刊，因为没有政府拨款，靠一点一滴经营起步，实在艰难。但是，对博东兄的要求，我是尽量满足的。……当然，博东兄的很多思想与意见都在《中国评论》月刊发表，影响很大，真正赚到的是我们。”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国评论》的经费也如此困难，总以为伟峰兄家大业大，“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让他出点血支援一下穷弟兄，应该是“小菜一碟”才对，不料想伟峰兄如此大器，急朋友之所急，在那艰苦奋斗的年代，与俺“相濡以沫”至此！至于他所主持的《中国评论》是不是真的“赚”到了，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五年过后的2005年4月，随着陈水扁靠“两颗子弹”竞选连任，民进党在岛内继续执政，“北联大台研所”又改所建院，成立起了“北联大台湾研究院”——由“大排档”变成了“大饭店”（王晓波语）。以后台研院一有重大活动，伟峰兄再忙都会“有邀必至”，挤出时间来参加。他和他的《中国评论》编辑团队，从研究室到研究所再到研究院，始终是我们最铁的“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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