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当前是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有利时机
文章指出，一方面，新冠疫情使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经济走势出现分化。中国上半年GDP同比仅下跌1.6%，第二季度更是实现了3.2%的正增长。而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技术性经济衰退，二季度美国环比下跌9.5%，英国下跌20.4%，日本下跌7.8%，德法等欧洲大国均萎缩10%以上。标普最新报告显示，截至8月9日，美国今年已有424家大型公司申请破产，超过了自2010年以来任何一年的同期水平。这为中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和收购资源能源提供了契机。
同时，“一带一路”作为中国联通国内国际的重要合作平台，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增长点。2019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总规模的13.6%；今年上半年提高至15.8%，为历史最高。在此基础上推动资本项目双向开放，有利于培育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支点。
另一方面，全球货币增发，中国与主要国家利差较大，是资本项目双向开放的好机会。2015年10月，中国正处于物价下行的降息周期，为放开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创造了改革良机。因为放开上限可能会导致某些利率定价上升，但配合降息就可以部分对冲甚至完全对冲短期利率上升的压力。
当前中国再次迎来类似的时间窗口。受疫情影响，各国普遍通过若干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持续支持就业、救助企业、支撑金融市场，全球央行一方面大幅扩表，另一方面大幅降息，并表示至少要将低利率延续至2022年，非常规政策已向“常规化”转变。截至7月末，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扩张至6.95万亿美元，英、欧、日等央行分别扩表至7000亿英镑、6万亿欧元和600万亿日元，是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最高峰时规模的3~10倍。当年的救市经验证明，超大规模的增量货币推高了全球资产价格，造成了新兴经济体的普遍通胀，各国国内的对冲成本极高。今年二季度以来，随着美元流动性恢复，美元开启了弱周期，增量资金开始在全球寻找新的高收益货币。而中国货币政策保持正常，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与2016年时相当，利率水平远高于主要经济体，输入性通胀风险加大。此时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虽然会出现资本流出现象，但内外利差决定了资金流出的规模将十分有限；同时也能对冲掉“以邻为壑”的大水漫灌，有利于调节、平衡中短期资本流动，减少国内未来的政策成本。
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
文章认为，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各国的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却是中国多年以来金融改革效果的一块试金石。当前中国金融市场总体稳定，资本项目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此次疫情后中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在三次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开展MLF操作和再贷款、再贴现基础上，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通过LPR下降推动降低企业贷款利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8月13日，中国五大行明确将个人住房贷款统一调整为LPR定价方式，进一步推动了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MLF利率→LPR→贷款利率”的利率传导机制得到充分体现。
二是汇率形成机制日趋成熟。以前，中国外汇市场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干预过多与国内外资源配置效率的矛盾上。2015-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减少了8000亿美元以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最近一年来，人民银行没有运用逆周期调节因子，基本退出了对汇率的常态化干预，通过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截至8月20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9274,较去年底升值0.7%，是唯一对美元升值的新兴经济体货币，并已成为新兴经济体货币的风向标，充分反映了中国经济“V型”反弹的事实。
三是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外汇储备是调节国际收支的重要保障。1-7月，由于进出口贸易逆势增长，北向资金净流入，叠加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截至7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增至31544亿美元，较2019年末增加465亿美元。同时，2015年以来，外汇储备结构逐渐优化。
值得指出的是，资本账户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制度安排，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与管理。从主要新兴经济体实现资本账户开放的经验来看，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反而有利于让之前游离于非正规渠道的资本项下的资金通过正规统计登记渠道被监测。中国应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体系，遵循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的原则，对流动规模、期限结构、流经渠道和流向领域进行全过程监测，特别关注和识别具有较强投机性的短期流动资金，以及投资海外房地产或高价值艺术品等大额资金。同时，借助多边化协议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区域金融合作。
总之，中国目前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是为了从资金层面支持配合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家战略，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避免实体经济脱钩。同时，资本账户稳步开放是一项长期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好各项风险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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