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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9. |
中评社╱题：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中日关系 作者：锺飞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东亚的历史和智慧告诉我们，一次重大的危机往往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在新冠疫情还在蔓延的情形下，除了要扎实做好国内的工作，也要审时度势，积极谋划外交战略。对于中日关系而言，物质性力量的天平已经倾斜，但是在身份认同、观念建构和规则塑造方面仍大有可为，双方应互相学习，共同应对各类危机，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序
近十年来，在中日关系中双方都遭遇过不少突发性事件的冲击。例如，2010年日本购岛事件导致双方关系持续多年恶化，中国虽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际展现了合作的情谊，但并未完全扭转恶化态势。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安倍首相当年10月份访问中国，中方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重现积极势头”，日方则期待“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1〕2019年6月，习近平在东京参加G20活动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双方达成了十点共识，其中包括，中日双方都进入了发展的新时代，中日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习主席将于2020年春季访问日本。〔2〕
2020年3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关于“日本政府明确表示，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的计画要延期“这一提问时指出，“中日双方外交部门正就访问事宜保持密切沟通……相信通过外交渠道，双方会对习主席访问日本作出最好的安排。”〔3〕因此，原定于4月上旬的国事访问很大程度上将推迟。事实上，在当前新冠疫情背景下，出现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也并不出乎意料。人们也更加关心，这一疫情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全球经济以及下一阶段的中日关系发展会产生何种重大影响。
一、全球性流行病对经济的冲击
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冠肺炎（Covid-19）已经成为全球性流行病。〔4〕而在一个多月前的2月4日，即中国农历春节假期结束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尚未认定新冠肺炎是“大流行”〔５〕，当时站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主要是中国，世界担心的是中国经济下滑，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球供应链断裂问题。〔６〕但此后也有西方舆论夸张地说，新冠疫情引发了中国的政治权威危机，进而加剧了中美冲突。〔７〕一个多月后，这场几乎是百年来未有的大流行病已经遍布全球114个国家，产生近12万病例，导致约4300人丧生。在11号的新闻发布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未来几周，“病例数量、死亡人数和受影响国家的数量将进一步攀升”。
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第一季度的增速将明显下降，但经受住了疫情冲击。3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信息显示，2020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4.5%。与此同时，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3%，金融业增长4.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3.8%，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也在逆势增长，新兴产品供给继续增加。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后一段时期在巩固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果基础上，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有序推进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加快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8〕
目前世界主要经济金融机构日益担心，这场巨大规模的全球性流行病，其危害类似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将步入衰退。3月2日，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士·金多斯（Luis de Guindos）表示，“冠状病毒给全球和欧元区的增长前景增加了一层新的不确定性，此次疫情有可能通过供需两方面的渠道影响欧元区经济”。〔9〕3月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2020年的全球增长率都将低于去年的水平：很难预测降幅会有多大以及持续时间会有多长”。〔10〕3月11日，IMF金融顾问兼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任托拜西·阿德里安（Tobias Adrian）则认为，冠状病毒的全球传播已经是一次人类灾难，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主要经济的股市都大幅下跌，以美元计价的新兴和前沿市场债券的利差急剧扩大。阿德里安建议，如果经济和金融状况进一步恶化，各国政策制定者可以使用金融危机期间开发的工具包。〔11〕3月13日，西班牙一家智库的负责人表示，“冠状病毒开始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与2008年危机相同的影响，欧洲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将陷入衰退”。〔12〕
显然，在全球经济面临重大风险甚至陷入衰退的时刻，深陷疫情的日本经济也不能幸免。截至3月17日中午，日本国内感染者一共有868名，国内死亡人数29人，涉及东京都（12例）、京都府和大阪府等经济核心区。〔13〕3月14日，安倍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日本每万人感染者仅为0.06人，但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包括日本在内全球市场动荡，今后世界经济可能进一步下滑”。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日本政府提供总额1.6万亿日元规模的资金周转援助和4300亿日元的财政措施，帮扶中小企业。〔14〕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日本疫情进一步爆发，那么2020年夏季奥运会有可能将延迟或者取消。〔15〕如果国际奥会一旦取消东京奥运会，那么将对日本经济产生进一步的冲击。有日本学者估算，如果奥运会取消，将导致日本损失32万亿日元（2018年日本GDP约为550万亿日元），包括直接损失约5万亿，以及奥运结束后的城市建设、旅游等27万亿日元等。〔16〕
如果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接近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那么中美日的经济力量对比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如图1所示，基于IMF2019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以市场汇率计算1994-2024年间中国、日本相当于美国GDP的比重，我们可以发现一个“x”型的变化过程。1994年，日本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7.3%，中国只有美国的7.8%。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比重上升幅度并不大，1998年仅比1997年增加0.1个百分点，但是日本经济总量占美国比重严重萎缩，从1997年的51.5%下跌至1998年的44.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美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从2006年的20.1%上升至2010年的40.5%，而日本则从2006年的32.8%上升至2010年的38.0%。自此开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从图中可以发现，如果就占美国比重衡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对日本产生太大的冲击，反而是在迭加了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日本经济总量占美国比重仍有39.6%，但到了2013年快速跌落至30.8%。
对于严重依赖全球产业链的日本来说，制造业危机似乎要比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大一些。而之所以在此前中国经济波动影响不大，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并非东亚生产网的中心位置。但是，根据日本学者猪俣哲史的计算，到了2015年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已经是中国。〔17〕可以猜想，在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受到重大冲击时，日本经济也难以置身事外，毕竟中国仍是日本的最大交易伙伴，占到五分之一左右，而美国则面临着制造业回归的难题。另外一个因素是经济规模，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际，中国经济总量不大，大概为35万亿人民币，但增速为年均10%左右，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只有6%，但经济总量达到了100万亿人民币，比2018年净增8万多亿人民币，差不多为1.2万亿美元。因此，只要在疫情发生后，政策得当，中国经济保持定力，增量仍然会非常巨大。特别是从前几年的情况看，中国一季度经济总量占全年五分之一，2020年增长1万亿美元的可能性也很大。由此，将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拉大与日本的差距。
图1：中国、日本占美国GDP比重
数据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9.
二、国际合作与中美领导力的此消彼长
在抗击新冠疫情上，中国取得积极成效，并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与理念。3月初，王毅外长在党刊《求是》撰文表示，“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8〕将抗击疫情与中国外交联系在一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加强了国际协调合作。王毅外长在文中透露，全球17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与中国领导人取得联系，习近平总书记与十几个国家领导人通话。中国不仅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还在老挝举办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中国外长与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德国、伊朗、马来西亚、义大利、伊拉克等20多国外长通话，汇聚国际社会共患难、携手抗疫的广泛共识。
在中国积极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美国的表现却差强人意。2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国情咨文中甚至都没有提及这次重大的灾情，但却强调“恢复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导地位”。〔19〕2月7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特朗普表示“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愿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中方提供援助”。〔20〕直到2月19日，美国国务院才正式宣布将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提供1亿美元防疫援助。〔21〕面对中国的疫情，特朗普似乎有种隔岸观火的感觉，延续了“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却进一步丧失美国的责任意识与道德感召力。在此后一段时间，特朗普不断告诉美国民众，美国的状况很好，一切都会随着天气温暖起来而消失。但是，显然，美国民众并不买帐。有媒体认为，特朗普的行为不可思议，基于前两年不断压缩卫生经费支出，特朗普此举可谓是对美国民众发动一场公共卫生战争。〔22〕在3月11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流行病之后，特朗普才宣布针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旅行禁令，希望美国国会为美国小企业提供500亿美元贷款，并要求美国财政部推迟部分人士的纳税。〔23〕而早在3月2日，IMF和世行即发表联合声明，将随时准备说明成员国应对新冠病毒带来的人员灾难和经济挑战。相比之下，美国政府的反应可谓滞后。3月16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可能”正在走向经济衰退，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抗击新冠病毒。〔24〕考虑到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疫情也可能进一步冲击美国选情。
安倍首相在3月14号记者会提出的应对措施，一定程度回应了此前日本国内的批评意见。例如，2月下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国的应对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日本更加暴露出缺乏明确的政策方向、解释能力和资讯传播能力，并认为即使疫情过去，日本经济也会陷入困境，日本需要转变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外交。〔25〕3月9日，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竹中平藏则认为，日本只是被动地对待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为了防止今后的感染扩大而改变应对框架的想法，日本应该向中国学习。〔26〕竹中平蔵在评论中也表示，日方很担心国际奥会提出中止奥运会。3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表示，东京奥运会或许应该推迟一年。为此，安倍于13号与特朗普通话50分钟，确认日美两国将携手应对疫情，并表示东京奥运会不会延期。〔27〕正是出于化解国际舆论的压力，安倍在14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与特朗普通话之后，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日本“将灵活运用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包括经济政策在内，引领国际社会团结应对”。〔28〕这一表态与以往紧紧围绕美日同盟为中心的决策有显着不同，显示出充分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动向。
三、新冠疫情与中日身份认同的进一步转变
尽管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日本舆论有过一阵子与西方类似的污蔑中国的声音，但很快随着日本也陷入疫情而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日双方合作应对疫情的情形。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有民间因素的助推。无论是从经济力量对比、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还是从中国外交所展现出的充分的国际合作姿态，再加上社会因素的发育，中日关系走上协调合作的大方向不会改变，甚至还会进一步强化。
从力量对比看，当前中国已被公认为是与美国可以相互竞争的大国，日本将加速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范式中走出来。在日本对外政策研究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两种描述日本对外政策动力的竞争性声音，一种是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肯特·考尔德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政策的改变主要受到美国的驱动，是一种反应式的外交。〔29〕另一种则是以日本学者通过分析日本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展示自主性的外交。〔30〕经过多年的辩论之后，21世纪初的学术界仍未就日本外交政策变革方向达成一致，虽然日本已经失去了问鼎霸权的迹象，但日本也没有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31〕正如图1所示，进入21世纪初之后，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迅速拉大，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0%下跌至不足40%，此时日本从整体权势地位上已经失去了与美国谋求地区权力的实力。然而，在这个阶段，人们仍然怀念日本在货币领域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经历，与自主和反应式外交辩论相对应的是“挑战者”和“支持者”的身份定位难题。〔32〕
随着美日实力地位的进一步拉大，日本的定位则变成更加支持美国建立的秩序，彻底从“挑战者”变为“支持者”。2015年，在安倍首相发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声明之前，作为“20世纪历史和日本在21世纪的作用及世界秩序谘询小组”主持者的北岗伸一发表了总结性的论述，认为二战后70年来的日本外交总体上呈现出“从挑战者到支持者”的线索，在展望21世纪日本的角色时，居首位的是联合国改革，认为目前的安理会陷入瘫痪，日本建议扩大成员数目和修改否决权。〔33〕在日本看来，约束日本外交变得更加富有进取心的障碍不是美国，而是美国日渐失去控制力的联合国。如果瞭解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上，中国与日本的意见分歧仍然很大，就不难明白北岗将这一条作为首要因素背后的深意，中日加强合作有可能缓解日本的这一约束。
与北岗将战后70年日本外交定义为从挑战者转向支持者不同，猪口孝则以15年为一个阶段概括战后日本外交的5个阶段性变化:赞成联盟与反对联盟（1945-1960年）、吉田路线还是免费搭车（1960-1975年）、美国的系统性支持者（1975-1990年）、全球民生大国（1990-2005年）以及全球普通大国（2005-2020年）。按照猪口孝的逻辑推理，在2005-2020年间，美国仍然是等级体系中的首要大国，美国治下的和平仍将持续，“任何关于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正常权力地位的讨论，都必须牢牢地放在其与美国关系的背景下去考虑”。而所谓“全球普通大国”，最实质的一点是在维持美日同盟的基础上，提升日本的权力地位，主要政治途径是改革联合国和修改宪法。〔34〕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学者讨论美国相对衰落前景时，理查·罗斯克兰斯也曾提出“美国作为一个普通大国”的口号。〔35〕因此，无论是北岗还是猪口孝，其实都反应出一个现实，一个实力地位下降的日本（普通大国）更要坚持与强者为伍。
当美国权势地位相对下降，中国力量相对上升时，日本就可以分出不用于隐忍、平衡美国的一部分力量，而是以一个支持者而不是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参与中国的崛起。中国学者的分析表明，2012年以来的安倍政权在外交安全领域，“相对于美国的自主独立意识和政策举措都明显走强”。〔36〕有论者认为，与其说日本实行对冲，还不如说是传统的平衡战略，日本加强了本土威慑能力、支持美日同盟，同时增进地区安全关系的多样化。〔37〕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自强，主要是日本安全战略谋划中日益考虑中国角色的结果。更年轻一代的日本学者提出，传统上美国是日本形成自我意识的参照系，而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成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焦点”。但与美国呈现出自由、民主形象不同，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是不民主、不愿意遵守国际规则的“消极者”。〔38〕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自信、合作与开放的姿态，那么这种意向是可以进行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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