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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博洲在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分店讲座现场 |
平时寡言的蓝博洲，把这场讲座讲得十分生动有趣，他向听众描述了自己上小学时从家到学校的那条路：离他家最近的第一个电线杆上有一个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另一个电线杆上的标语是“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稍微粗一点的电线杆上还有图画：“匪谍”戴着帽子，鬼鬼祟祟地躲在电线杆后面，终于走到了校门口，远远地看到操场的大围墙里面有八个大字“杀朱拔毛 反共抗俄”，进了校门，上了台阶，看到的又是标语：“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 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蓝博洲上小学的时候是1967年，两岸都在经历着一场与“文化”有关的运动：大陆正在进行“文革”，台湾则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中长大的蓝博洲，那时还不会想到自己长大后会以颠覆台湾人“反共”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进入中学后，蓝博洲开始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思索人生的意义。他阅读了陈鼓应的书，知道了“存在主义”，后来又读到台湾爱国作家杨逵、左翼作家陈映真的作品，意识到应该关注现实，理解台湾的历史。后来因为机缘巧合，蓝博洲在《人间》杂志当记者的时候，偶然听说了中共地下党员、台湾医生郭琇琮的故事。郭琇琮在被处决前留下遗言：“请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蓝博洲深深地被震撼了，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决心用一生来寻找这段被湮灭的历史，把郭琇琮们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但选择写台共党人的历史，蓝博洲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最困难的部分是寻找采访对象，并说服他们愿意开口讲述这段十分敏感、充满委屈、伤痛的故事。蓝博洲曾经找到一位已经被枪决的地下党员的通讯地址，知道他的遗孀就住在那里。他在人家的家门口徘徊了三天，不敢按门铃，担心对方不接受他的采访，或者即便让他进了家门，也只是应付应付。刚巧隔壁是一家舞厅，到了第三天，舞厅拉客的人便招呼他：“小伙子，你来了三天，要进来就进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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