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西方，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就是，政治上已经充分实现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经济上则越来越不平等。西方政府不仅无能为力，反而趋恶，表现为政治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争不止，治国理政被荒废。更为严重的是，党争往往和表现为形式繁多的民粹主义甚至政治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造成了更进一步的社会分化。近代以来的代议民主已经失效，因为政治人物已经失去了政治责任感，导致了“有代议、无责任”的局面。
尽管危机越来越深刻，但人们看不到出路。很显然，在政治、资本和社会所有群体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时候，谁来解决问题呢？
这个新时代因此呼唤一种新体制的出现，这种体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内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制衡，从而实现双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稳定发展。而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正是适应了这个时代的需要。
中国重视自主制度建设
新中国的70年基本上经历了三大阶段。1949年，毛泽东一代解决了革命与国家的问题，通过革命建设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内部积弱、外部受人欺负的局面。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被称为“改革”的时代。顾名思义，“改革”就是“改进”、“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来。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代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中国在短短40年时间里，书写了世界经济史上的最大奇迹，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提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也已经接近了高收入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奇迹在于促成了近8亿人口脱离贫困。历史地看，任何社会都有方式致富，但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够找到脱贫方式。在脱贫成就方面，中国独一无二。
尽管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人们所称道，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幷不能仅仅以各种经济指标来衡量。无论是中国传统上的辉煌还是近代西方国家崛起的经验都表明了一个道理，不论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民族的复兴，最主要的标志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确立和其所产生的外在影响力，即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一个外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