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事中处置而言,菲警至少存在两处致命失误,一是数次错过了本可以将歹徒一枪击毙的时机,预留下祸根;二是在发起强攻之后动作迟缓、笨拙,前后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这无异于逼劫匪对人质下手,且给对方留下了充分的行凶时间。众所周知,采取强攻手段解救人质风险极大,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之举,且一旦出手,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赶在劫匪出手前将其制服或一枪毙命。1976年,经过长途奔袭赶赴乌干达解救被劫法航上以色列人质的以色列特种部队,从开火到结束战斗仅用了45秒时间。而菲方的行动竟然用了一个多小时,堪称强攻解救人质史上的奇闻。
如果说这还只是菲警能力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菲政府的事后表现,则转换了问题的性质。事件发生后,香港特首曾萌权立即打电话给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但屡打不通,直至几个小时后,才与菲总统说上话。菲方事后的解释是,当时阿基诺正在指挥解救人质,无暇与外人通话,并指曾萌权没有循正常的外交渠道联系,而是直接打电话给总统助理。这样的解释实在说不过去。因为谁都知道,向被绑人质所属地区领导人报告最新情况,本来就是处理人质事件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样的大事,岂能以“无暇”来推托?至于所谓“没有循正常的外交渠道”,就更令人齿冷了: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拘泥于这样的繁文缛节?菲政府真的官僚到不识人情的地步吗?
8名人质被射杀后,菲警的拙劣表现被认为是全球警界的耻辱。但菲总统却声称警方已经尽力,直到后来面对汹涌而至的全球舆论压力,才承认警方有失误,并表示了道歉之意。但菲政府在处理相关责任人的问题上仍然敷衍了事,先是对当事的几名警察予以停职处理,后又对马尼拉警局的负责人予以问责。但像这样震惊世界的涉外血案,仅仅在地方警局这个层次上问责,显然无法证明菲政府的处罚决心和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