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日关系不可能一直对立、对抗，友好相处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中评社╱题：对中日关系发展问题的几点认知与判断 作者：刘明（北京），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本刊特约撰述
中日之间存在五大结构性矛盾或重大敏感性议题，分别是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知问题、钓鱼岛争议问题、东海划界及东海海洋权益争议问题、台湾问题与美日安全同盟问题。中日在这五大重大敏感议题上的立场态度难以妥善解决，制约与影响着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此外，日本对华基本战略与策略是竞争、牵制、交往、合作并存，日本虽然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但策略上则是在牵制中竞争，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寻求发展，做出对日本最有利的战略选择。对中日关系发展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较为明确的结论：中日关系呈现螺旋式与起伏式发展的长周期。既不可能一直对立、对抗，也不可能长期稳定与友好，会随着多种内外因素发展变化而变化。
日本是中国近邻，中日关系密切，但发展过程则起伏不定。40年前，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日关系大幅改善，呈现友好稳定发展状态，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为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创造了相对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此后，中日关系则进入起伏不定的发展时期，尤其是2012年到2016年陷入低潮，直到2017年逐步改善。如何认识与判断当前中日关系发展性质、现状与前景，则有着不同的看法与认知。这里就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简要讨论与评判，供讨论与参考。
一、对中日之间五大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中日之间存在五大结构性矛盾或重大敏感性议题，分别是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知问题、钓鱼岛争议问题、东海划界及东海海洋权益争议问题、台湾问题与美日安全同盟问题。中日在这五大重大敏感议题上的立场态度难以妥善解决，制约与影响着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一）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知与态度问题
中日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问题的认知差异巨大，难以达成共识，尤其是日本缺乏正确历史观与官员反复出现否认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性因素。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巨大生命与财产损失，对中国人民伤害巨大，延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成为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然而，战后日本在侵华历史问题上没有真诚忏悔与道谦，不时有首相或政府官员、议员在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等问题上采取回避、否认甚至扭曲态度，尤其是日本官员与议员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在不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恶化中日关系，更无法获得中国人民的谅解。日本在侵华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与作为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何时能够像德国那样隆重、真诚道谦谢罪甚至进行战争赔偿，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依然看不到曙光。
（二）中日钓鱼岛争议问题
钧鱼岛是中国领土，有确凿的历史事实，本无异议，但因日本侵华战争与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安排及美日结盟而成为一个重大争议性事件。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将暂时代管的钓鱼岛交由日本管辖，引起海峡两岸与海外华人的强烈反对，并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保钓爱国运动”。从此开始至今，钓鱼岛之争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中日之间不时发生钓鱼岛争议事件，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不断冲击中日关系。
2012年，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与反对，公然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政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钓鱼岛争议升级，中国被迫增强了对钓鱼岛周边海域的法律维权行动。2012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就钓鱼岛等岛屿发布领海基线声明，随后中国船舶进行绕岛巡航，实现了常态化维权行动，中日关系陷入低潮。2017年始，中日两国政府从发展两国关系的大局需要出发，双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保持了克制，形成所谓钓鱼岛“共管态势”，为改善两国关系创造了条件，中日关系开始趋于缓和。然而，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钓鱼岛争议问题并没有解决，也不易解决，仍将是制约中日关系长远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中日东海划界与东海海洋权益争议问题
东海划界与东海海洋权益之争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另一重大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有关，但仍属不同性质与层次的问题。2004年前后，日本学者与媒体炒作中国在日中边界海域建设天然气开发设施等问题，引发中日东海划界与权益之争，并逐渐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之一。同年10月开始，中日两国政府就东海问题进行磋商，到2007年11月先后磋商11次，但由于双方在东海海域划界适用原则和方法上的分歧，以及在共同开发东海海域划定方面存在的利益与矛盾，未能达成任何协定。不过，中日双方仍有稳定东海局势的意愿，依据中日双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于2007年开始了新一轮的磋商，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规定与基本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经过努力，中日外交部门于2008年6月18日发布了《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其主要内容有二点：一是在东海共同开发谅解；二是日本法人依据中国法律参加春晓油气田开发的谅解①。显然，中国方面做出了重要让步，允许日本企业参与春晓油气田的开发。但由于中日对春晓油气田“共同开发”和“合作开发”理解不一，利益分配难以妥协，加上中方担忧此举可能造成事实承认日方坚持东海“中间线”划界后果，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来由于钓鱼岛周边海域争议等事件特别是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政策，严重冲击中日关系，东海划界争议被搁置。
在此形势下，中国强化了对东海海域与钓鱼岛的法律维权行动。2012年9月10日，中国政府就钓鱼岛等岛屿发布领海基线声明；2013年11月23日，国防部宣布《中国关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和《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由于东海防空识别区，涉及中日两国管辖的海空范围大面积重迭，引发日本抗议，中日关系持续恶化。
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开始缓和与改善，但东海争议问题仍没解决，也很难解决。2018年5月，中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启动海空紧急联络机制协议”，并同意互设红色热线，试图缓和中日东海争议。
东海划界的关键是，中日双方都希望依据对自己有利的原则划分，即中方坚持自然延伸原则（大陆架划分法），日本则坚持中分原则（中间线划分法），无法达成共识。中国做出一定让步，提出在坚持大陆架延伸原则基础上，可考虑岸线长度比例原则略作调整，但日方仍不接受这一方案。同时，东海划界还涉及韩国领海与划界问题。日韩提出就东海划界与中国进行多边谈判，但中国历来强调与坚持双边原则，仍无法达成共识，东海划界与海洋权益争议仍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而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仍是困难的。这就是国家利益与国际关系复杂性所决定的。
有学者建议中日两国就东海问题重启谈判，并与钓鱼岛问题挂钩，即“应在遵循上述义务的前提下，需要在春晓油气田等的合作开发中取得进展和成果，体现中国的诚意，以换取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逐步妥协，包括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共同开发、减少巡航执法频次和力度，加强海空联络机制步伐，为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作出贡献”②。问题是，中国让步与妥协，能否换回日本在钓鱼岛上的妥协？显然不可能，日本不可能放弃已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政策。因此，中日关系虽有缓和与改善，但东海划界及东海海洋权益争议仍无法解决，仍影响与制约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就在2019年1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与外相河野太郎所谓对华友好谈话中也特别强调“绝不允许在东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展现了其在东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四）台湾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内政问题，但日本与台湾关系特殊而密切。近代以来，日本二次侵略或侵占台湾，并最终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而被迫割让台湾，从此日本对台湾实施长达51年的殖民统治。战后台湾重新回归中国，但因国共内战与国民党退守台湾，造成海峡两岸长期政治对立与尚未统一之现状，台湾问题遗留至今，成为中华民族之痛。
在当今台湾岛内政治对立与两岸关系发展现状之下，日本对台政策与台日关系发展，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敏感问题。日本政府尽管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又不断发展与增强日台实质关系，不时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与争议，影响着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日台经贸关系十分密切，并签署了数十个经贸交流合作协定；台日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密切，民间情感深厚，日本社会有强烈的“台湾情绪”，台湾社会也有深厚的“日本情结”。特别是台日实质关系不断提升，蔡英文上台执政后台日双方代表机构实现了“正名”突破，高层互访增多，给中日关系发展增加了新的变数。日本对台重要政策调整与高层互访等，如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允许台高官访日或日高官访台，都会伤害到脆弱的中日关系。同时，台湾问题也成为日本要胁中国的筹码之一。可以说，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与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大敏感的长期性与结构性问题。
（五）美日安全同盟问题
中日关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日安全同盟机制的影响。战后，美国主导了战后东亚与国际体制、程序的安排，也主导了日本国家体制与外交政策，日本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掌控着日本。特别是美日签署了安全同盟条约，建立起安全战略同盟关系，2015年美日又签署了《日美防卫合作指标》，而且始终将中国视为对手与威胁，甚至将防卫与安保范围扩大到台海地区，严重制约与影响着中日关系发展。
日本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并不是实行“平衡战略”，而是实行典型的“联美制华”战略。安倍执政后，与美合作，牵制中国的外交路线更为明确。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退出TPP协议，但并没有影响美日安全同盟关系，美日在安全、军事、外交等领域持续合作，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持续牵制中国、对抗中国，影响中日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
在美日安全同盟机制之下，加上美国将中国重新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与威胁情况下，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以及日本确立的“联美制华”战略，中日关系很难从根本上改善，只会有短期的缓和与经济、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互信，无法建立中日安全合作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