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财政支出稳定，发债工作成绩显着。
1—6月份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6411亿元，同比下降5.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6344亿元，同比下降3.2%；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067亿元，同比下降6.2%。
2020年安排新增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74.4%。经国务院批准，前期分3批提前下达了新增专项债券额度2.29万亿元；近期刚刚下达第4批额度1.26万亿元。今年以来，新增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情况良好。
最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长平稳。
2020年1—6月份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1479亿元，同比下降1%。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591亿元，同比下降20%；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收入29888亿元，同比增长0.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8129亿元，同比增长5.2%。
2020年1—6月份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5212亿元，同比增长21.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630亿元，同比下降27.9%；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关支出44582亿元，同比增长22.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28820亿元，同比下降10.7%。
化危为机需要加大科技投入
文章提出，面对海外日益严峻的新冠疫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建议化危为机，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具体而言，5G产业链是未来几年较为确定的行业性政策刺激方向，网络的建设将推动运营商资本开支提升，带来通信板块行业性投资机会。5G应用场景、国产软件的自主可控等领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成为中国科技追赶的主力战场之一。按照我们的测算，中国在5G基础设施和应用方面的投资在未来2-3年将累计超过万亿。
高端制造业是一国工业部门的核心和硬实力。今后一个阶段，中国高端制造业，比如半导体晶圆制造、激光、机器人、工程机械等行业需要得到重点扶持发展。
首先，经济金融问题的重点在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
目前很多经济结构和金融稳定的问题，主要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过低带来的。货币政策宽松，但实体经济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还会使得更多的流动性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从而进入金融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长期泡沫，不利于存量资产较少的低收入阶层，造成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全球民粹主义抬升，造成局部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前瞻地看，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处于偏低的阶段，同时各国的货币当局又往市场注入了巨量的流动性，未来半年到一年会不会造成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主要取决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多少到达了实体经济，并真正进入了实体经济的再生产和再循环过程。按照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回报率水平，我们认为资金主动进入实体经济的占比并不会很大，大部分行业的回报率依然不具有吸引力，资金率先进入资产领域的概率更大一些，全球宽松带来的普遍通胀压力并不会失控。
加大对科技的投资，是实现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提升的关键。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科技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善。其中，科技进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大。按照前文的分析，中国要想在经济潜在增速下降的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风险，核心的措施就是持续加快科技进步的速度，发挥科技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具有一定的准公共品的特点，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且私人投资科技研发失败的概率很大。日本半导体行业的兴衰史告诉我们，半导体进口替代需要加强产业链之间的有机合作，同时需要国家意志在行业发展过程中给予足够的研发支持和金融支持，抓住商业模式、下游应用的新兴趋势，实现持续增长。
其次，通过财税和金融政策支持科技投入。
在海外新冠疫情日益严峻，海外关系复杂的背景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短期内可以起到托底宏观经济的作用。如果在短期政策目标的基础上，加上对中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发展的考虑，将有助于化危为机，变短期为长期，变刺激为发展，变危险为机遇。
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总量和结构的优势，持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和支持。建议，第一，增加预算内财政支出中，适度提高对基础科学、高端制造业的财政支持；第二，对于初创的科技企业，给予更大的税收优惠，提供足够的科技进步奖励和便利；第三，对于科研人员和科技成果的初期收益，给予更大力度的减税政策；第四，对高等教育中涉及基础科学科目，财政在教育资金的安排上要更加明显地予以侧重支持。
货币政策虽然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基于总量的考虑，但近年来其总量和结构的措施较多，对于支持科技企业的效果也非常明显。短期调节经济增长的总量货币政策主要为：(1) 短期内货币政策宽松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为了给中长期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稳定的形势，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可能还将是稳健，保持适度的宽松；(2)央行通过直接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的方式来对实体经济进行结构性的扶持。本次疫情期间央行给予出现短期困难的实体经济企业以直接的资金补充，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也保障了短期经济，特别是关键领域企业的正常运转。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的改善应该具有中国特色，应该审时度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新。
货币理论的发展来源于实践，货币政策在促进中国科技进步方面可以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建议，第一，增加货币资金的专项安排，更大力度地支持科技进步研究和投资；第二，成立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科技企业融资的专项基金，由央行直接提供成本较为便宜的资金和较长的信贷期限安排，降低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困难程度；第三，对科技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足够的海外金融支持，对于核心技术领域予以侧重支持。
具体而言，金融市场的改革对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科创板设立，注册制改革，新股延续常态化发行，以及新三板增量改革政策出台预期增强，实体经济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融资获得感显着增强。金融市场对科技型企业融资功能的带动作用，将在未来一个阶段加速中国科技力量的强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科研人员将得到足够的激励。
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医疗健康、日用消费等结构性机会较为显着。在激烈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趋势无法阻挡，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也将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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