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海围绕钓鱼岛问题，安倍比前任更加强硬，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成立夺岛部队，与美国强化“共同保卫”钓鱼岛军事机制，大幅度充实和增加面向东海的海陆空自卫队常规及机动兵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安倍正是在第二个任期内实际上大大加强了和中国的冷军事或准军事对峙。
在所谓的南海划界问题上，日本作为在二战时曾经非法侵占过南海诸多岛屿的域外国家，安倍执政期间的表现令人失望和警惕。
在中日经济合作方面，安倍在首相任期内积极参与美国主导针对中国“一带一路”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经济协定”TPP。特朗普上台美国退出TPP后，日本不惜主动挑头立了CPTPP，这不仅是针对“一带一路”，试图在亚太地区从经济上孤立中国，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企图对冲中国在WTO、APEC及G20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安倍在任前期，对华关系上是以负面为主的。
安倍可谓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这也是日本学术界和知识界普遍对他的评价。我们通常把右翼视为一个负面词汇，但其实这是一个学术词汇。安倍顽固坚持其右翼史观，长期直接或间接参拜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否认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否认日军慰安妇性奴政策，极力推动日本摆脱二战战败国的束缚，修改或制定强化国家机器的法律法规，把修改和平宪法作为自己最大的政治目标步步为营地予以推进。这些本质上是错误的，也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但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安倍可谓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理念的理想主义者，这是他与一般的政客的区别。
安倍在执政后期，也就是2017年以后，则更多地表现了他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另外一面。最突出就是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国家利益至上。在此前提下安倍展现了非常灵活、柔软甚至屈尊的外交风格。从客观现实上看，中国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及对日本国家利益的攸关影响，形格势禁地决定了安倍执政后期作为强势首相，以高端政治引领的姿态，为改善中日关系切切实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好事，我们对此应该给予积极肯定评价。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日关系改善最大的背景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迫使日本不得不与中国合作，迫使日本不得不改善中日关系，当然有人也可以不这么做，但安倍是现实主义者，他看到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和不可或缺，从否定“一带一路”到日本借“第三方合作”为名实质性地参与“一带一路”，是安倍典型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所为。
总之，安倍首相作为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以首相官邸为国家执政中心的强势首相，他在中日关系上的一些积极的做法，对后来者应该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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