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防重于控。
对于危机管理而言，预防是第一位的。科学有效识别和预警危机，永远是危机管理中最有价值、最富挑战的工作。预防的功夫下的深，事发的概率就低的多，处置的成本就小的多。目前我们对风险治理、危机管理，重点放在应急上，预防是薄弱环节，存在严重不足。这次疫情爆发，事前就有许多苗头：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论文显示，在2019年12月31日前，武汉市和湖北省出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就可能达到104人，并在之后的10天里又增加了653人；根据环球网报道，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在收治多个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后，于2019年12月29日通过医院向省、市卫健委报告；根据武汉市卫健委12月31日的通报，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就有27例，重病有7例。
这么早的信息，这么多的病例，未能引起当地政府和疾控部门的高度重视，未能采取断然措施治早、治小，结果错失黄金时期，致使疫情失控。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疾病防控体系主要是非典之后建立起来的。建议结合这次疫情防控的教训，修改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3年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把预防、预警放在首位，建立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加强重大疫情防控药物、疫苗、生物安全、病毒检测等技术的科研攻关。同时，参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把疾控系统从事业单位纳入行政序列，增强自主性和话语权。
第三，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第一要务是人。
危机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是最宝贵的因素、最活跃的因素，也是互联网舆情的聚焦点。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以人为本是危机管理的第一因素，第一要务。其一，就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员伤亡，减少人的利益损失，抚平人的精神创伤，努力做到人心安定、民心顺畅，这是首要任务。其二，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领导者的主导性、权威性，这是核心支撑。处于危急时刻的领导者，他们的意志力、决断力以及坚定不移的目标，在战胜危机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三，就是“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上下一条心，一起抵御风险，一起经历磨难，就会渡过难关。这是取胜之道。
这次疫情防控中，为了防止病毒传人，为了救治病人，采取了武汉封城、患者隔离、全国援助等应急举措，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春节期间从武汉出去的500多万人中，不少在外地受到歧视性对待；居家隔离的患者因为病床紧缺，得不到及时救治，病情加重，乃至死亡；全国高峰时8000多人身患重症，现有3000多人死亡；4万多医护人员在防疫前线英勇奋战，冒死拼搏，3000多人感染病毒，20多人以身殉职，等等。建议疫后对这几部分人及其家属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疏导、安抚和哀悼，对英雄的医护人员和他们的典型事迹进行大张旗鼓的嘉奖和宣传。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网上流传浙江海宁市委书记朱建军一段7分多钟的语音讲话，他急迫地、真诚地呼吁在海宁工作的50万新海宁人回来复工，呼吁69万本地的海宁人敞开怀抱欢迎新海宁人回来，让他们能够进入社区、村庄，进入他们在海宁的家。他坦诚地告诉市民：没有他们，将影响海宁的发展，这座城市将失去光彩。此次疫情使约2.9亿农民工及用工企业陷入两难困境。因为隔离，农民工难以返城，企业难以复工复产。目前农民工占我国二、三产业就业人数3.9亿的比重已达到70%以上，其中有约2.3亿人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中，新生代农民工不会种田、不愿种田，打工成为他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主要方式，他们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他们像候鸟一样来回迁徙。有关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的外来人口问题，容易引发经济社会风险，或酿成危机。建议“十四五”期间要在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上取得大的突破，加大农民工落户的力度，加大农民工同等享受子女教育、廉租房等政策的份量。这样做，既有利于扩大消费，刺激经济；又有利于用工企业重视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提升产业工人素质，增强产业链竞争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