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香港沿用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济模式在历史上形成的竞争优势已经逐渐消弭，香港主流社会也逐渐接受了“国家好香港更好”的客观现实，这也为其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创造了相对平等的磨合基面。当然，香港的法治环境、金融业务、国际网络、品牌效应，在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具有相对的优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香港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如何扬长避短，以积极的态度、主动的选择、开放的心胸、诚意的合作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区内城市结成“生命共同体”，真正把自己当作区内平等合作、相互依赖的亲密伙伴，为了共同的更大利益拆除排斥内地、高度自保的藩篱，弱化境外政治势力的干扰，与其他内地城市相互补强形成聚合效应，不仅对香港，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都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优势互补、聚合形成的“富可敌国”的经济成就，本身就是对“融合发展”理念的最佳注解，也为区内各城市通过设立更高、更大的共同目标，携手整合、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大湾区历来富有融合创新的基因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具有上述制度、模式、文化的多样性，更在于这个区域的民众对于多元文化的接纳程度与吸收能力，都堪称世界一流，比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更加具有融合创新型制度与模式的基因。
香港、澳门作为曾经长期接受殖民统治、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本身的客观存在，就是制度创新的产物。“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是巨大的宪政法治系统工程。而经过十多年的磨合，港澳本地法制与新宪制间基本实现了成功衔接，同时实践亦证明，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规范当然可以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制和法制的基础规范，社会主义的宪政架构可以与资本主义的地方政府体制相容，基础规范与政治法律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无关。”④可以说，“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本身就给不同制度与模式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理性的“实物”验证。
1979年建市的深圳，领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与香港堪称血脉相连，无疑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最直接地经常性接触外来制度和吸纳外来经济模式的地方。深圳作为中国内地设立的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就是在不断突破现状的过程中积蓄能量、发展壮大的，无论当年的设立特区，还是率先进行的土地拍卖，都是通过对当时制度与模式的突破与创新才得以实现的，突破与创新堪称深圳立足之根本、发展之精神。应该说，对各种有利于发展的制度与模式的撷英集粹，是深圳奇迹的重要基石。
广州曾经是清王朝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乃是中国大陆长期“华洋杂处”的地方，历史上就非常容易接触外来制度和模式，也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著名大城。珠三角作为最早大量接纳港澳台及海外投资的区域，长期接触港台文化，对港台文化及海外文化不仅不陌生，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纳并部分地内化为本地文化。港澳居民以广东人所占比例最大，经常性的返乡寻亲访友，使得很多港澳居民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相当熟悉。这个地区的民众经过长期的接触、合作、磨合甚至争执，对于不同制度与模式的共存发展习以为常，对外来的优胜之处明显比其他非特区的地方，具有更强的适应与吸纳能力。
放眼世界，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多种制度、模式、法系法域和文化直接碰撞、磨合、交融。而在这种直接的碰撞、磨合、交融过程中，为了某些共同的利益或更大的目标相互理解、妥协、忍让、权变就必然发生，形成新的共生模式也就成为必然。从这个角度讲，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比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更具有融合创新型模式的基因。
2000年底笔者采访《亚洲事务》总编辑法国人贝齐尔，他说台湾问题很复杂，包括“概念上无法理解：中国是国家，台湾是地区，其中在主权问题上有关国家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主权与治权不同等等的争辩，对法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这种争议”。⑤但是两岸对此却觉得很正常，港澳民众对这种两岸之间的“复杂”也安之若素：就是心理上对此见怪不怪，也可以说见多识广。从贝齐尔总编辑的观点可以看出，两岸政治制度的复杂程度是西方世界难以理解的。同样，粤港澳大湾区的“复杂”程度也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
也正是因为必须面对极为复杂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系法域、运作机制、社会文化的差异甚至对立，粤港澳大湾区最初的融合可能起步比较艰难，但是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磨合、调适、改革与创新为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还是具有内生的巨大能量，当经济生活越来越互相浸润融合，共同发展的巨大成果与辉煌前景，将推动相互之间心态的调适与合作方式的创新。也正如贝齐尔总编辑当时就特别强调的，中国大陆令他感到印象最为深刻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体制与机制创新的能力是很强的：“中国大陆具有很好的自我组织和安排的能力，在机制和体制的改革方面做的很好。这其中，有着对自己的独特思想文化的继承，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一种再生、复兴或者说崛起，这完全归功于自己，关键是不再只是模仿他人或剽窃；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是将古老的一套东西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出现了很好的政经发展趋势。”⑥。
五、制度与模式的撷英集粹保障中华文明的长期领先与延续
中国历史上就在制度与模式的撷英集粹方面大有建树，如果没有持续的优选、吸纳与创新，中国不可能在农耕社会长期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根据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科层制⑦是组织人类活动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系统性的流程和高度组织化的等级制度，对维持秩序、获取最高效率和防止腐败必不可少。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开始实行科层制--秦王朝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同时，吸纳了战国时期各国制度的优点，建立了适应封建统一国家所需要的中央政府机构——三公九卿制度，用以协助皇帝领导与管理全国。科层制在两汉得到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后来逐步进化到通过科举制度从全社会选拔优才，无疑使当时中国的科层制在世界上最为完备、最为合理、最有效率，对当时中国的农耕社会维持必要的秩序、取得最佳的效率、激发社会的活力，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领先世界的科层制是中国在农耕社会长期领先世界的制度保障，对中国在农耕社会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这种制度有其局限性，但是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属于非常先进的制度设计，在制度创新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就制度与模式而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断改善接近完美才是最为理智与自信的选择。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融合创新”对中国的形成、发展、壮大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不断融合各种优势包括制度与模式优势，才发展起来的。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四大文明中作为唯一不间断传承延续的文明，就是通过不断的优胜劣汰、融合创新才得以经久不衰的。
积极主动地吸纳当时社会文明的最佳成果可以是国家、民族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历史上的制度与模式融合对中国的逐步发展无疑影响重大，历史上的重大进步往往都与博采众长、吸纳优胜制度与模式有关，这不仅需要大智慧，也需要大勇气以创造大时代。
就当今而言，作为对世界影响巨大的第二大经济体，当今世界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与道路实践，使中国远比一般国家拥有更强的博采天下制度与模式之长的自信力与主动性。
习近平主席是具有大历史观的领导人，“大历史观的不同在于：是将以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现在做比较，再用现在所发生的历史与未来做比较，从而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做出一定预测的历史观。也就是依据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的判断，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待问题的认识方法。基本特点是：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古今中外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运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判断。”⑧而粤港澳大湾区就是一种大历史观、大自信下的主动行为，正是博大胸怀与恢宏气魄，才使得国家主席选择设立一个用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为世界进行发展模式示范的创新与实践载体。
六、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道路示范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寻求更加美好生活的过程；而制度的变迁与完善，则是这个寻求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奴隶制度、封建制度，都是当时寻求“更优质生活”的制度设计。就当代而言，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追求意识形态以致暴力相向的强烈对峙并非其创建的“初心”，更大成分还是寻求“更优质生活”的尝试与努力。
就迄今为止的各种已有的社会制度而言，只能说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而最能够吸取制度与模式优势的国家或地区，无疑会激发更大更强的活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已经成功地展示了优选制度与模式的伟大成就。当时富有争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择善而行的优选概念。
回顾中国内地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从1979年设立4个经济特区，1984年确立14个沿海沿江地区开放城市，1986年海南建省并成为特区，1988年进一步扩大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化扩大开放，再到中国大陆稳健发展并逐步实现对曾经“须仰视才见”的众多资本主义强国的超越，中国无疑是一直以探索---示范为基本方式，进行稳步有序的渐进式开放。这不仅避免了全面盲目接受休克疗法的风险，也通过参照示范体的经验教训降低了改革成本。
或许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历史短暂的国家，难以理解中国对于制度的优选能力。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不间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其实就是在主动与被动中通过不断的制度融合、道路优选、模式吸纳，使文明的精髓坚韧存续至今的。尽管中国因为满清入关在发展模式上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但是经过几代哲人的引领与几代国人的努力探索，用无数生命的代价，回归了吸纳百川的传统，恢复了兼容天下的胸怀，重建了包容并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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