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析，以下几个主要因素导致目前中国资本流入压力较大。一是中国与主要国家息差加大。发达经济体普遍降息至零利率或负利率，同时中央银行大幅扩表，而中国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目前美国联邦基础利率目标区间是0~0.25%，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短短半年时间从3.7万亿美元扩张到7万亿美元左右，距离10万亿美元已经不太遥远。相比之下，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几乎没有变化。中国主要靠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扩大货币乘数，从而维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多年前中国的货币乘数在4左右，目前大概在7左右，即央行增加1元基础货币将使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7元。
如果各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中国会相对容易，而美国则比较困难。因为美国主要靠的是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而扩表容易缩表难，放水容易收水难。美国曾经在耶伦后期、鲍威尔前期有过缩表，两年才收了6000多亿美元，但现在半年就从3万多亿美元增加到7万亿美元，想要回归常态没那么容易。相较之下，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比较快地回归常态。
二是中国经济恢复较快。2020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3.2%，而西方主要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
从有关数据可以明显看出资本流入中国的趋向，人民币短期内较快升值。2020年8月份北向资金虽然是小幅净流出，但境外机构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合计达到1370亿元。主要原因是国内外利差较大，同时中国经济恢复较快、社会稳定等都是因素。2020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6万亿美元，较上月增加102亿美元，连续5个月走高，而全世界外汇储备总共11.5万亿美元左右。不管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还是人民币一篮子汇率，都表现出美元在走弱，人民币在较快升值。
对此我们应予以重视，因为短期资金大量流入，可能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推高国内资产价格。资金并不是进来越多越好，把门槛降得非常低是不可取的。
（五）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
文章指出，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宽进严出”，现在应该有所调整，以应对资本流入压力，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首先，逆周期调节因子一般不用于引导人民币贬值。其次，目前不宜扩大汇率波动幅度。现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正负2%已经足够，不需要再扩大，没必要扩大至正负3%或者4%，甚至对标美国的10%。最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由市场供求决定，日波幅也没有接近2%。不宜再宣布扩大波幅，因为这反而会扰乱市场预期，鼓励汇率投机。例如，外汇衍生品原本是为进出口服务的，但如果汇率短期波幅过大，往往会导致汇率衍生品作用异化，成为投机的工具。实际上，进出口企业是希望汇率平稳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干扰，专注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而不必过多判断汇率趋势。如果汇率大起大落，企业反而会利用汇率套利。所以，人民币汇率一方面应该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另一方面要保持基本平稳，这也体现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当前应适当鼓励企业“走出去”，进行直接投资和收购资源、能源，因为现在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好的时候。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励去炒房地产或购买高档艺术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自2016年起连续下滑，2020年上半年同比下降4.4%，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4.3%。目前西方主要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美国2020年已有424家大型公司申请破产，创2010年以来新高。这些都为中资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并购提供了契机，也是支持中国经济双循环，避免与世界经济脱钩的有效措施之一。
此外，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必要时仍可实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制。开放资本流动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资本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开放和资本管制提出过要求。不少国家宣布资本开放，但在必要的时候也实行过资本管制，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例如，韩国曾对外资银行收取高额外汇衍生品交易费以限制资本流入，冰岛曾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的无息准备金。中国对资本流动可以研究借鉴韩国、冰岛等国家的方法。当然这一话题略微有点超前，但如果出现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持续升值，可以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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