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表示，应以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重走“地方财政加杠杆”的老路，建议提高投资的主体开放性、区域针对性和产业前瞻性，更好发挥“新基建”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早日形成实物工作量。
一是构建财政支出新模式引导参与主体多元化。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近年来，财政在充电桩等“新基建”领域的投入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反思。“新基建”所涉及的领域均与高科技有关，市场机会大，但风险也相对较高，应该构建与“新基建”支出相匹配的财政新支出模式，市场主体参与意愿强烈的领域要放宽市场准入，对参与意愿不强、收益欠佳的项目可通过财政资金引导，撬动民间资本。
沈建光认为，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全面推动“新基建”，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投融资体系。而专项债是重要资金来源，资金方面也应向“新基建”项目倾斜。
任泽平表示，“新基建”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二是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投资区域、领域。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建议，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增强投资针对性，“新基建”要与人口流动的方向一致，把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需求纳入投资规划中，重点聚焦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特别是对疫情暴露的医疗、环保等民生短板不断补齐，同时对传统基建进行更新换代。对人口流出地区，要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突出应用导向，新基建与配套产业需同频共振。抗疫短板，正是投资重点。此次防疫进程中的数字化应用，顺应社会需求而生，这也表明数字化“新基建”应当更多站在社会需求的角度，主动投资在短板领域，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举。广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建荣表示，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其更大的功效在于带动配套产业经济发展，建议增强前瞻性，注重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建设，推进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同时用产业经济反哺“新基建”，实现“新基建”与产业经济的良性互动，发挥“新基建”的“乘数效应”和“裂变”功能。
四是“新基建”要注重数据标准化和开放共享。百度公司首席技术官王海峰认为，数据中心有传统数据中心和新型数据中心之分，传统数据中心是孤岛式的，新型数据中心是云化、共享式的，应推进数据的开放共享。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新基建”要把数据标准化和开放共享作为非常重要的目标，如果没有数据标准化的采集，数据汇聚、标注、应用等就没有质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