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确定融资渠道单一的投资回报管理方式
港珠澳大桥最早由香港商人胡应湘提出构想。在最初的构想里，整个大桥将全部采用社会私人资本。在2008年之前的工程前期筹备阶段，分别考虑了几种不同的模式，包括BOT（即私人资本建设后运营一段时期再移交给政府）、PPP（即公私合作投资）等。但无论是BOT还是PPP还是中外合作，核心问题还是考虑是否私人投资参与。只要有私人资本，就要考虑回报率，就有几个问题必须要注意：一是桥上的交通管制，交通配额如何发放，私人投资一定要搞清楚未来有多少交通量才能算回报率；二是竞争性路段如何限制，如果私人投资，未来深中通道搞起来了，港珠澳大桥的交通量就分流了；三是收费标准如何定，如果由政府定，定多少要先告知私人资本，另外还有外汇、税收等有关的问题。
经过大量的多方论证，港珠澳大桥建设最终没有选择BOT和PPP，而选择了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这是综合决策选择的结果，原因之一是政府筹资和拨付渠道单一，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并且涉及法律问题最简单，对及时推进项目开工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如期完成建设目标至关重要。融资渠道确定由政府出资之后，大桥建设的进展速度明显加快，很快就组建了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作为项目法人。2008年大桥项目投融资模式确定，2009年项目立项获得批准，2009年12月15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工。粤港澳三地政府按出资比例向管理局注资提供项目资本金，剩余部分向金融机构融资。管理局的性质是事业单位法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单位法人，以突出政府还贷公路项目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更方便发挥政府部门决策协调和监管作用。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经验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国际一流湾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国两制”，它涉及到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这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也是它的挑战所在。粤港澳大湾区又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必将促进香港、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增强“一国两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⑤。今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⑥。因此，以港珠澳大桥建设为“一国两制”实践范本，对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具有一定的重要启示。
第一，平等协商，聚同化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港澳国际化的独特优势和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优势，妥善化解“两制”差异下可能产生的发展障碍。尤其是在跨境跨城跨区基础设施建设中，促进跨境人员、货物、资金自由流动的重要体制改革和重大政策调整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社会政策的衔接和融合等方面，更需要成立跨区域跨级别的协调管理机构及其相应制度。2018年8月15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任组长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澳门特首崔世安均担任小组成员，这是首次有港澳特首被纳入中央决策组织，显示了中央对港澳在大湾区建设和港澳融入国家方面，给予充分的重视和信任。因此，在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过程中，首先应建立起跨区域跨级别的“方案筹画组”，明确界定筹画各方的责权利，在做到“三个充分”（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的前提下，共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最佳版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