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契机，促进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调整。“互联网+”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互联网与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部门的嵌套、融合，重塑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生态。一方面，用数字经济改造传统产业，延长产业生命周期，优化经济存量；另一方面，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社会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创新经济增量，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譬如，自2015年以来，中国先后共有近100个城市设立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验区利用“互联网+”搭建了线上“单一窗口”和线下“综合园区”平台，不仅使政府部门间可以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而且也有利于汇聚物流、金融等配套设施和服务，进而为跨境电子商务打造完整产业链和生态圈。跨境电子商务为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极大地拓宽了本土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
五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关键技术谱系的国际生产体系。在全球产业链出现一定程度松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重要合作机遇，不仅要继续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而且更要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国内价值链相互衔接，在沿线国家积极引入国内价值链上本土龙头企业的品牌和标准，塑造以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横向分工的区域化集聚趋势中，中国应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和态度，基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布局这种“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体系。譬如，在当前疫情仍然严峻的形势下，可以把抗击疫情与新基建相结合，为沿线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在网络信息技术和医疗健康等基础设施领域提供援助和加强合作，这是应对中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松动的具体办法之一。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的政策取向
文章提出，第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国内市场的高质量供给。具体来说，可以以产业创新为主要抓手，积极探索和试点科研成果按照市场规律实现高效率产业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发挥中国所有制经济协同优势，使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和较多分布于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在动态竞争中形成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
第二，要继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改善国内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扩大内需规模和优化内需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富民水平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终点，也是重点和难点，需要从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两个方面共同发力。尤其是在当前疫情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下，可以采取多种优惠组合政策，分步骤分阶段地补贴广大工薪阶层，提振国内消费能力。
第三，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上升，但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发展国内价值链的根本驱动力，但不能将其与“闭关锁国”画等号，相反，要以更加开放的理念来促进国内经济循环。建议加快塑造更加优良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宜居的全球性城市，来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为中国发展创新经济服务。
最后，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国制度创新中的容错纠错机制。中国仍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新格局需要多方面的制度协调和创新，健全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是鼓足干劲、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而且，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门类齐全、体系完整、规模庞大的产业体系，也都意味着中国对于新的制度或政策拥有更大的进退余地。可以说，健全完善的容错纠错机制是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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