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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光斌（中评社 海涵摄） |
中评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海涵）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就疫情带来的治理思考、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等议题表达看法。
杨光斌在专访中，就疫情中展现的中国制度优势作出解读。他表示，中国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中央、地方和社会的积极性，以及国家－社会的合作能力上。这样的模式确实是中国所独有的。
他认为，国际上一些舆论对中国的批评其实属于一种“对中国崛起的移情性焦虑”，美国的种种举动更是体现了一种“战略焦虑”。面对西方构建的这种意识形态包围圈，中国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很重要，但说到底还是要以时间换空间，中国的持续性强大将根本性地改变他们的观念。
目前，全球已经有193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累计确诊300余万人。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至3月26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国由确诊病例高峰值81340人到基本控制疫情再到全面复工复产。可以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中国成功打赢了上半场。很多观察家分析，中国“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从中得到展现。
何谓中国的“制度优势”？杨光斌告诉记者，中国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积极性”以及国家－社会的合作能力上。过去我们老讲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的积极性，比如各小区物业公司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三个积极性的基础上，国家－社会的合作治理至关重要，无论是微观市场主体还是个人，都表现出与国家的高度的合作性。国家－社会的合作，是中华文明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催生的市场经济也没有淡化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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