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首任市长兼著名的管理专家，加夫里尔•波波夫认为，这是由于北京成功地将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即党政机关变成了拉动改革前行的引擎。这的确非常重要。这是任何改革取得成果的前提。但我们有必要更为仔细地研究“新经济政策”以及中国改革最初阶段的特点。中国的经验证明，只有经济政策得法，才能打破意识形态所遭遇的窠臼与禁忌的压力。北京做到了。相比之下，苏联的意识形态化程度要深得多。
从未偏离经济方向
中国改革成功的秘诀、苏联功亏一篑的原因不只应当从中国的思维、也需要从俄罗斯的思维特点中寻找。
中国得以将“务实”这一改革要义彻底贯彻。北京幷没有选择成为救世主，在历史上，它也从未觊觎过全球霸权，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只是一直不断地提升经济实力。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偏离过经济这一主方向，这也是中国经验和邓小平所遗留的思想财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国实现了改革目标。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也显着提升了北京的政治威望。
务实主义决定了北京现今的路线。它从未让莫斯科停止惊奇。俄罗斯遭遇制裁，这是背离实用主义的外交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它非常希望加强与中国的战略盟友关系。现在，这一关系还只停留于口头上。中国一贯务实，只在那些对己而言最为重要的领域积极合作。显然，排在首位的非能源莫属。
全面引进中国经验是不可能的，毕竟那趟列车早已驶离。但部分经验即使不便为俄所用，至少也值得俄罗斯学习与考量。中国的经验可以概括如下：首先，在这场历史性的赛跑中，制胜点幷非雄心与抱负，而是将实用主义贯彻始终；其次，增强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威信的最可靠手段是提升经济指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