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5月9日电（记者 郭至君）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更加复杂，越加冲突、紧张。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线上的“人大美国研究学术圆桌——中美关系脱险之道”学术论坛，邀请了中国众多中美关系专家进行研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在论坛发言中表示，在中美激烈对抗阶段的互动，我们要发挥好反击力、掌控力和杀伤力，在美国大选结束后，中美应重启关系，思考合作的潜力。
当前的中美关系，应该讲是处在尼克松访华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存在两个三重叠加效应，一个是在结构层次上，一个是在政策层次上。那么在结构层面，我们看到的三个因素在起作用，第一个当然就是中美之间崛起国和霸权国的矛盾，这个矛盾在2010年以后就开始发酵。第二个因素就是中美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博弈，2012年以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还有我们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现在的“印太战略”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向博弈的态势。第三个因素就是双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一种对立。 从中国来讲，近年来我们对内讲四个自信，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就涉及到我们对我们的价值观、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的一种推崇或者促进。对美国来讲，2008年以后，他在价值观上对新自由主义的自信心在下降，而这个时候中国的自信心上升，实际上加剧了美方对中方的反弹，所以为什么这两年美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攻击越来越强，这是个原因。
在政策层面，现在也是三个因素在互动。第一个就是中美战略竞争的一种延续。特朗普从2018年正式开始推进对华战略竞争，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在美国形成了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思维。疫情在中国爆发以后，按理美国应该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把它看作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挑战，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应该是向中国伸出援手进行合作。但实际上美国不是的，特朗普政府把它看作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一个机会，认为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慢，甚至会导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给美国推动中美经济脱钩带来了机会。美国仍然是从大国政治竞争、中美战略对抗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就是美国本土疫情扩大以后，他需要转移责任，转移给谁？就是转移给中国。第三个因素当然就是选举的需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结构层次上三个因素的叠加以及在政策层面上三个因素的叠加给当前的中美关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美国从现在开始到年底进入一个选举模式，要咬住中国。从中国来看，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路也在改变。今后半年到美国大选之前，中美之间应该是进入一个更加激烈的冲突时期。这一段时间中美的互动模式就是对抗和冲突，特别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危机的事件，包括台海和南海，还有经贸关系，除了贸易战以外可能会受到美方采取的新的措施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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