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14日电／环球时报今天发表高波的文章说，百年前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特征，一是批判现实，注重揭露现实中的阴暗面；一是启蒙指向，希望通过文学唤醒大众来改变现实。用新文学先驱鲁迅的话说，就是“揭出病根，引起疗救的注意”。因其切中时弊又顺应时代潮流，五四新文学在提倡新文化、改造国民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由此也在一些人那里建立起文学理念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崇拜：以为文学的主要关注，就是“批判现实”；文学家的价值定位，就是通过“批判现实”来“启蒙”大众。
逾百年来，这一“批判现实主义”崇拜经历了两次历史消长：
上世纪40年代初期，一批深受新文学影响的文艺家到延安，因为崇拜“批判现实主义”，在血与火的抗战年代、在革命圣地，他们关注到的是工农兵身上的粗鄙，是官兵在伙食和衣服布料上的不一样，以及当官的有马骑而士兵没有等等。由此他们认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写文章“揭露”这些方面。
为此毛泽东专门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那篇著名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家在创作时，应当注意分清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人民群众和敌寇之间的区别，“要分清延安和西安”。不看时间、地点、对象地一味批判，是不对的。“批判”人民未必深刻，而歌颂人民必然伟大。其后延安的文艺创作风气为之一变，出现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黄河大合唱》等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理论家周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称之为“人民的文艺”。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伤痕文学”的兴起，“批判现实主义”崇拜得以复苏，文学创作又走上了注重“揭露阴暗面”，注重所谓“启蒙大众”的路子。“批判现实主义”创作一时间大行其道，诸多文学期刊和一些国内外的文学大奖为其推波助澜。不少文学创作者以“民众喉舌”和“时代良心”自我期许，似乎唯有在创作中“揭露”和“批判”才能显出“深刻”和“正义”。
正是由于这种“批判现实主义”崇拜，当今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体现着中国人民聪明才智和奉献牺牲的现实奋斗和精神奋斗，被一些文学创作者摒弃在他们的文学关注之外了。
纵然是建立了不朽历史功勋的社会实践，不与时俱进也终将落伍甚至走向它的反面。即便五四新文学“批判现实”在当时和历史条件下极大推动了社会进步，也不能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将文学和文学家的职责和使命固守一隅甚至刻舟求剑。五四时期所谓“民智未开”，多数民众连字都不识，那些留洋回来的精英们以文学启蒙民众，有其事理的依据并确实发挥出积极的现实作用，而在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交通、资讯发达，甚至整个地球宛如一村，某些“文学家”真能如其自负的那样“启蒙民众”吗？
文学最需要创新。文学家惟有与时俱进，走出盲目的“批判现实主义”崇拜，以新的立场和新的眼光观照现实，才能把握住生活的主流和历史大势，才能开辟文学创作的新天地、写出新经典，从而不辜负这个新时代。（作者是新疆大学文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