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些国家或地区以经济安全为由加大对境外投资审查与管制，严重影响国际经济产业技术合作
当前国际社会或主要经济体围绕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轮高科技领域发展展开激烈竞争。其中美国以国家力量对华为与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及施压盟友共同遏制，影响到正常国际商业竞争与国际经济产业发展。同时，新冠疫情影响后，全球范围内不少国家或地区以“经济安全”为由对外商投资与企业幷购采取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而针对中国企业投资与幷购管制更为明显。其中以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及中国台湾地区等最为典型。
美国持续加强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与幷购等管制与审查。其中，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依据1950年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案》第721条，经总统批准于1975年成立），是一个有非常严格保密条款的不透明外资审查机构。近年来CFIUS不断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审查，实质就是阻挠。不仅直接阻挠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与幷购，还间接阻挠中企对与美国相关的其他国家投资幷购案。2017年11月，CFIUS就以安全为由阻挠中国科瑞集团收购德国血浆产品生产商生物测试公司（Bi0test），祇因为后者在美国有分公司。美国政府于2017年开始对CFIUS进行改革。2018年8月，美国政府颁布《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被外界认为是CFIUS成立40多年来最重大的法案修订：要求严格审查外资收购美国公司，并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评估报告。其实就是要遏制与阻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和幷购，避免中国从中获取所谓美国先进技术〔14〕。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认为这一修订法案的出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国家安全而非经济利益，已成为左右在美外国投资的关键因素”。2018年11月10日起，美国财政部实施新规，要求外国投资者在美进行投资交易时，凡涉及美国27个行业关键技术（包括半导体、电信和防务等）都必须提交给CFIUS进行“国家安全评估”，违反规定者将面临严重罚款，最高可与拟定的交易金额相同。美财政部官员表示该法案颁布以来，CFIUS已清理了价值近4000亿美元的交易〔15〕。
欧洲国家也普遍加强了对外商投资管制以及针对华为的遏制。2018年，德国政府通过《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案》修订案，将国外企业幷购德国企业的审查门槛（持股标准）从25%降低到10%。2020年4月，法国政府宣布，非欧盟投资方收购法国大企业10%及以上股份时必须接受法国政府审批〔16〕。英国、西班牙等也纷纷收紧外商投资。2019年3月，欧盟通过了《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确立了关于外商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审查框架，将于2020年10月1日生效。可以说，欧洲普遍加强了外商投资与企业幷购的审查与管制。
疫情以来，日本政府正积极谋划调整国家安保战略，其核心之一就是强化经济安全，将高端制造业与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外资以收购方式掌握〔17〕。2020年5月初，日本《外汇法》修正案生效，大幅提高外资收购日本企业，特别是大型制造业、科技企业、军民两用领域产业的门槛，日本财务省还列出重点企业清单，要求这些企业在接受外资幷购时必须加以申报。同时日本政府还要求科研部门在申请政府研究资助时，必须申报投资的外资赞助情况〔18〕。另外，为防止核能、雷达等尖端技术外泄，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国内全部86所国立大学部门加以管理，并制定相关规定。
印度国内出现一股强大的经济民粹主义浪潮与反华逆流，全面遏制中印经济关系发展，对中资在印投资与经营进行特别限制，以降低所谓印度对华经济依赖，提高印度经济自主性。新冠疫情后，印度强调在本国打造所谓的“自立经济圈”构想，莫迪总理于2020年5月提出总额约20亿卢比的大规模经济发展计画，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基础设施、技术、人口和需求为五大支柱，以煤业、矿业、国防、民航、电力配送、基建、太空、原子能为八大领域，打造“自给自足的印度”，不论其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显示了印度强化经济安全的内向型发展思维。印度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上升，加上中印关系因边境争议恶化，印度政府加强防范中国经济，不仅于2019年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而且对华采取一个又一个的经济保护主义措施，包括抵制中国商品、限制中国投资、禁用中国手机APP软件和中国设备及取消中国企业参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等。印度外交官员强调“经济自力”的重要动因就是“重新评估在关键行业的原料、部件对某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过度依赖”〔19〕，其实就是要减少经济对华依赖。同时，印度政府正计画要求国际大型科技企业共享数据，并决定设立一个新的监管机构，实行“非个人资料”监管计画，要求谷歌等公司提供匿名及非个人使用者资料，以说明莫迪政府“数字印度”发展战略，却引起国际跨国公司的担忧。
中国台湾地区更是积极配合美国，推行经济上“脱中融美”战略。近年来，蔡当局不断出台限制大陆企业在台投资、限制台采购华为、中兴等大陆通信设备等政策，阻挠两岸经济合作政策。特别是于2020年8月宣布将对陆资赴台投资采取更为严格的认定标准，将改为“逐层认定”，未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变数增大。
可以说，美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在打压竞争对手华为、中兴等中资企业的同时，加大遏制与阻挠中资企业赴美投资。受此影响，中资企业赴美直接投资大幅下降，从2016年的465亿美元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48亿美元〔20〕。同时，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纷纷在政治经济等因素考虑下出台限制外商投资的政策与法规。这一政治与政策导向态势势必将会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向，影响国际经济合作，尤其是对中资企业“走出去”与海外发展形成新的障碍与挑战。
四、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重大调整新态势
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分工的必然要求与结果，是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提高投资效益的最佳途径。经济全球化经过近现代一百多年发展，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形成紧密的经济链、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然而，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美国强大政治力干扰与破坏，继而又受到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重大影响，进一步加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与变化。
美国对华战略重大调整，走向全面对抗与遏制之路，尤其是在经济上推行中美“脱钩”与“断链”战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担忧。然而，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又对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带来新的冲击，在某些产业与领域出现“断链危机”，让许多国家或地区重新反省经济安全与产业供应链问题，企图在战略或关键领域建立相对完整、安全的产业体系与供应链，避免出现“断链危机”，影响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
其实，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与对华发起贸易战之前，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就已经开始。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与科技战，则直接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变化。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大范围、大规模征收高关税，迫使部分在大陆从事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台企与外企被迫将部分生产基地向外转移，其中以台资企业回流与外移最为典型。同时，在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施压与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将不少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阻止美国企业及使用美国设备与技术的所有境外企业对华为等企业供货，强行推动中美经济“脱钩”，造成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面临“断链”危机，同时影响到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变动。美国对华经济“脱钩”与“断链”策略，不仅影响中国经济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变化。不少国家或地区高科技企业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或重新进行生产基地布局。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则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调整。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医疗设备、医用产品与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供应、储备的重新认识与政策调整上。台湾学者杨欣伦认为，从疫情发展的角度来检视，过去全球化追求生产最佳效益与国际分工的供应链体系，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恐慌物资争夺下，必然促成特定领域的供应链在国家政策要求下建立独立自主的、不受外力影响的生产体系〔21〕。《日本经济新闻》文章认为，由于疫情导致的国际经济危机，各国收紧了对敏感领域产业与技术的管控，更加重视供应链的自主性。就是说，受新冠疫情影响下，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思维与产业政策有了新的调整，不再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优先，而是更强调经济安全，更关注战略物资的安全生产与供应。受此影响，不少国家或地区开始鼓励医疗、防疫与科技等产业的回流与建设，并激发了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国家主义、排外主义的发展。美国、日本、印度与中国台湾地区等先后提出相应的鼓励企业回流与撤离的政策措施。
目前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呈现如下三大特征。（一）在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调整过程中，中美经济战略博弈最受关注，影响最大。美国在产业与技术上推动“去中国化”，企图实现中美经济“脱钩”与“断链”，尽管因中美经贸关系十分密切、双边贸易规模巨大，要完全实现“脱钩”与“断链”不大可能，但这却是美国的重大战略部署与政策导向，在部分产业与领域已形成“断链”的危机，尤其是对华为技术、设备与晶片制造的封杀就是典型。尽管中国政府不希望中美经济“断链”与“脱钩”，持续希望推进中美经济合作，但在现实压力下也不得不采取某种程度的“去美化”举措，中国企业被迫减少对美国技术与供应链的依赖。华为在智能手机上推出“鸿蒙”系统，同时笔记本电脑等领域推动“南泥湾计画”，就是要减少技术与产品对美国的依赖，实现自主的技术与非美生产体系。可以说，美国遏华战略引起的中美经济对抗及科技产业的“去中化”与“去美化”，必然影响到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大调整与变化。
（二）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新的调整动向。麦肯锡研究所（MGI）最新研究报告警告，在贸易战、网络攻击、传染病疫情（新冠）与气候变迁等威胁下，（全球范围内）企业未来3-5年可能会将全球四分之一的产品（包括通讯设备、服装、石油产品、运输设备和采矿等）移往新的国家生产。估计这些产品约占2018年全球贸易的16-26%，总值约2.9-4.6万亿美元；供应链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将重创企业获利，估计新冠疫情可能造成全球超过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2〕。其中，东南亚、南亚与拉美等新兴市场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与供应链调整的主要地区。新一轮国际资本对华直接投资下降或部分撤离，则主要流向东南亚与印度等地区。本来向生产成本较低地区资本转型与投资是一种正常的国际经济现象。近年来，包括中国大陆企业、中国台湾企业、日本企业、韩国企业等在内已向东南亚与印度等地转移投资。祇是，中美贸易战与科技战以及新冠疫情暴发，加速了资本向这一地区转移进程。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在政策鼓励企业回流的同时，一个重要立场就是鼓励与协助企业转向东南亚与印度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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