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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茶座现场（中评社 张爽摄） |
中评社北京4月14日电（记者 张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日前在中国记协举办的新闻茶座上回顾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策的变迁。他表示，只要达赖能够做到“一放弃两承认”——放弃搞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中国对达赖喇嘛的谈判大门都是敞开的。
王小彬表示，中央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策历经70年的变迁，在各个历史时期，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主要工作任务，制定过不同的政策。这些政策之间是有区别。
有记者提及，今年3月27日发布的《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与十年前发布的白皮书对比，谈及十四世达赖喇嘛与中央政府的互动、中央政府对于达赖喇嘛回到爱国主义道路的大门是敞开的等内容消失了。这是否意味着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集团的政策方针做出了调整？
王小彬说，50年代初，中央政府对达赖实行的主要政策是争取合作，不使外逃。“那时候一切工作的核心就是做上层统战工作，主要解决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的问题。所以中央上层对达赖喇嘛、班禅的重要工作就是加强团结。”王小彬说，十七条协议以及十七条协议的附件都是围绕着这一政策展开的，这个政策也发挥了很大的效力，达赖喇嘛留在了西藏没有出逃。
王小彬介绍，1959年，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叫做“继续争取，留有余地”。当时叛乱已经发生了，毛主席有两条指示：第一，在适当的地方加以阻截，不使外逃；第二，无论达赖去山南，还是去印度，我军一概不要阻拦，由他去吧。留有余地的政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肉体上保证达赖的安全，不让他受伤，不能毙命；第二，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和西藏筹备委员会主任的职位为他保留；第三达赖喇嘛的名称是中央政府给的，也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他的活动权力和管理西藏的权力才增大了，中央政府有权授予他这样一个封号，也有权把这个封号革除掉。
王小彬说，文革爆发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达赖喇嘛的政策是公开揭露，定性为阶级斗争。达赖的职务也在1964年被撤掉。
王小彬表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既往不咎”。“在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和达赖喇嘛保持着接触商谈的渠道。但是1995年班禅转世事件以后，我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调整为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同时我们在国际上开展接触商谈，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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