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当前中国存在的内需不足问题，主要是供给结构和质量不完全适应需求引起的。有鉴于此，中央提出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中外实践表明，供给侧一旦实现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由此可见，创新对扩大内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看，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延伸，尽快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主导重构全球创新链、供应链。而要达到此目的，就应该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抢占全球技术创新制高点。只有坚持自主创新，让科技自立自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人“卡脖子”的问题。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创新体制
文章指出,推动创新应重点打通“两公里”：打通“最先一公里”，政府要改革投资体制，集中财力，加大对基础研究、“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投入；打通“最后一公里”，则应完善并落实科技人员收益分享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驱动，那么创新靠什么推动呢？具体到操作层面，也有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应该支持创新，但并非所有创新都要由政府财政投资，那么政府应投资哪些科技项目？二是科技与产业融合才能转化为生产力，那么怎样才能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对创新靠什么推动，目前大家其实已经有了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早就讲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在谈到科技创新与改革的关系时他指出：“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其意思很清楚，科技创新要靠制度创新推动。
困难在于如何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当然要坚持问题导向，就当前中国科技体制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财政投入过于分散。无需政府投资的项目，财政投了不少；而应该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却又投入不足。这种局面亟待改变，要及早从制度上明确：今后哪类创新项目由财政投资；哪类创新项目应该面向市场筹资。
根据中国的实际，政府投资创新应重点打通“最先一公里”，即核心技术创新。所谓核心技术，是指基础理论研究、“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对政府重点投资核心技术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政府之所以要投资核心技术创新，从经济学角度讲，因为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核心技术成果就是公共品。比如基础理论研究，其成果显然不同于应用技术成果。应用技术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而基础理论成果却不能成为商品，也不能通过市场取得回报。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举世公认的伟大发现，可是有谁会花钱去买“进化论”呢？
“杀手锏”技术虽不属于基础理论研究，可此类技术研发事关国家公共安全，而且不以营利为目标，这就决定了此类技术创新成果也具有公共品属性；而颠覆性技术创新一旦成功，不仅可推动国内产业实现颠覆性升级，而且能整体提升国家竞争力。然而此类创新投资大、风险也大，所以需要国家投资支持。
再看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技术专利数已连续多年居全球之首，可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6%。针对此现状，我们必须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拆除阻碍产业化的“篱笆墙”，疏通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
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鉴。1980年前，美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也不高。当时美国法律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归联邦政府所有；专利权转让收益也归联邦政府。在这种制度下，美国专利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也非常低。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于是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一路飙升，今天达到50%以上。可见，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人员的利益相关。
2007年，中国修订了科技进步法，将专利权也下放给了科研院所；2015年又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对完成、转化该项科技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可以说，中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制度已经确立。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关键是要将利益分享机制落实到位，从而以更好的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进而带动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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