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内阁促成了日本安保法制转轨，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强化美日同盟、多边安全合作，为制衡中国作出了准备。的确面对中国的崛起，台、日有共同的安全顾虑。台湾扼住日本南疆，台海局势攸关日本的周边安全。然而，这不意味日本在对台政策上将改弦更张，扬弃“七二年体制”，超越美中关系框架，建构台、日间具主权意涵的关系。由于日、中、台三方的互动模式仍然被局限于“七二年体制”，因此日中关系及两岸关系仍然左右着台日关系的发展。由台日关系此例可看出仅论权力分布结构的盲点，因为国家间关系时常依循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互动规则，未必会随着新现实主义所认知的国家政策偏好而行动。
确实以权力分布结构来看，台湾作为实力较弱的行为者，很难维持主动性去主导对外关系，常常被美、日、中之间权力角力而左右。也更因为如此，台湾在外交决策之际，更应该慎审观察各国权力分布、互动关系的细微变化，趋吉避凶，步步为营。
安倍首相定调《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完成防卫法制相关修法，“脱战后”的日本在“美日同盟”架构下，扩大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安全角色，但日本在对台政策上仍无意解构“七二年体制”。囿于日、中、台三方互动模式的限制，日方在发展台日关系之际必观望日中关系、两岸关系的发展。当日、中关系处于低点、两岸关系稳定的情况下，台日关系最可能有实质的进展。
此外，台湾亦应谨防美、日两国打台湾牌，口惠而实不至。美、日可能藉由给予台湾一些象征性的好处，但其意图并非修改对台政策，而是施压中国，使中国在其他议题上对美、日作出让步。即台湾问题重回日中关系中的议题，甚至成为中国与美、日之间外交筹码。因此如何在发展美日关系之际，与中国大陆维持稳定的关系，不使台湾成为美、日、中博弈中的棋子，为台日关系发展的重点。再者，台湾在寻求发展台日关系之际，仍然应该坚守台湾自身的利益，如Dreyer（2016，600－606）文章指出，台日之间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渔业问题、慰安妇问题、核灾邻近四县食品进口问题、钓鱼台问题。因此，在发展台日关系之际也有必要权衡得失。
郭至君：谢谢何老师对当前台日关系和中日关系的精准评价。接下来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陈多友教授就“日美新安保条约与后疫情背景下的中日交流”发表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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