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儒学
面对这个崭新的世纪，若能再加上对于儒学的推行，当可有助于大陆内外政策的发展。
对内而言，在五四以及文革时期，中共以打倒孔家店为政策，将儒家思想摧残殆尽，但目前情势转变。自 1990 年代之后，左右派思想开始分歧，如何统合各派，最大的公约数还是要回到儒释道的思想。
在社会方面，由于物质主义在大陆兴起，导致了社会道德的沦丧。然而，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与道德行为，尊重老人和对权威的服从。作为一个整体，习近平试图建立新的社会价值。再者，由于大陆社会内贫富差距扩大，盲目追求物欲，正动摇中共政权的稳定，因而儒家思想也可以缓解社会内绷的紧张情势。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他借用机会多次提倡儒家思想，可见他对此的重视。2013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到山东曲阜考察，并就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与有关专家学者座谈。2014 年五四期间，到北京大学与著名哲学家汤一介交谈并瞭解《儒藏》编纂情况。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并发表讲话。中共最高领导人参加国际儒学大会，这是第一次，以往国家领导人都是以书面贺词来表示祝贺，而习近平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视程度，可由其亲自参加并发表讲话明显看出，况且他还对于孔子及儒家思想给以高度评价。
习近平曾言，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意核心价值观，就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提升到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层面，由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与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在于实践，而不是用于装潢门面。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发扬光大，重要的是践行民族优秀传统，例如优秀的传统美德和礼仪、包容、不懈的探索精神、清正廉洁的官德、无私无畏的价值追求等。
在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大陆中华书局正式引进台湾高中必选课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并依此修订出大陆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其内容与原教材类似，分上册“论语选读”，下册为“孟子选读”与“学庸选读”，整体内容儒家经典四书为主，共分为廿二个单元，共计选入“论语”一百六十八章、“孟子”五十章、“大学”四章、“中庸”四章。以这批教材为基础，大陆中华书局还与北京四中、衡水中学、合肥一中、武汉四中、华南师大附中等大陆知名高级中学为试点，并计划向全大陆的中小学推广。
目前，大陆的高中语文教材中虽有一些古文选载诗词歌赋等内容，但是份量甚少，尤其缺乏对于儒家思想有系统的叙述与说明。如今“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则以修齐治平、仁义礼智等为内涵，以便讲信修睦，建立和谐社会为宗旨，确实指引出大陆在文化与教育方面的新方向。但是，由于当前“中华文化基础教材”的内容太多，而且师资不足，全北京也只有北大附属实验中学在试教。
由于大陆领导人的倡导，最近大陆出版了一系列台湾与香港学者有关儒家思想的著作，其知名作者包括杜维明、成中英与刘述先等。此外，还有一些名间的儒学书院也纷纷兴起，并邀请台湾的相关学者讲学。在2012年9月28日台湾的教师节，大陆还出版了一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其中包括弟子规、道德经与古文观止等内涵，北京甚至计划，将教师节由九月10日改为与台湾相同的九月28日。
第三，北京需要提出一个替代西方式民主的价值，并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不干涉政策，以便在世界上赢得领导的权威。因此，习近平及其代表的执政党向中国传统回归，绝非出于个人好恶和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迫于形势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 背景下，文化既是民族复兴的标志，也是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有关佛教方面，自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北京政府就制定了宗教政策。由于佛教与回教传到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道教是本土宗教，都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份，根深蒂固，而基督教则是在明代陆续传入（唐代时传入的景教已中断），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相对而言，天主教要比新教保守，而新教的发展比较快速。自 1950 年代以来，由于大陆当时各种教会的信众甚多，一时还无法立即清除，所以北京政府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并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在文革时代，各种宗教都受到禁止，寺庙与教堂都受到破坏，没人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教徒，致使新教徒走入家庭，形成特殊的所谓“家庭教会”，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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