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者而言，朱立伦对国民党内“总统”党内初选，在吴敦义弄权下受到排斥，仍然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实际上，在当时，朱立伦在党内外的民调是最高的，是最能战胜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人选。但吴敦义为自己能出线，大耍权谋手段，民调方式变来变去，都是为了“卡朱”，好让自己胜出，结果却“玩过龙”。先是引来韩国瑜来“卡”朱立伦，后是找来郭台铭来“压”韩国瑜，硬是将朱立伦挤下去。
但对朱立伦来说，这真是“因祸得福”。本来，在二零一八年的“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的气势跌至谷底，这也正是吴敦义以为“鸿鹄将至”的驱使因素，当然更是朱立伦的民调高于民进党任何人的主要原因。但后来蔡英文玩弄“恐中反中牌”，并利用香港“反修例事件”来炒高自己的民调，使得曾经气势如虹的韩国瑜，也输了二百多万票。因而如果是朱立伦上阵，也难免第二次败阵。这对朱立伦的未来前景来说，并非不是好事，起码是躲过了这次败绩。因而可以说，韩国瑜是为朱立伦代为受“过”。当然，韩国瑜的由盛转衰，其中也有韩国瑜本人作风的原因。如果是朱立伦上阵，可能即使是输，幅度也会有所减小。
这也正是朱立伦作为韩国瑜的竞选委员会主委，却没有人向他“问责”的原因。因为一方面，这是“非战之罪”；另一方面，朱立伦本是不愿接任的，只是在多方压力下，才在最后时间勉为其难地接下竞选委员会主委。但既然是接任，就竭尽全力地为韩国瑜辅选，不过仍无法突破当时的“大环境”。而且也有不少人同情朱立伦，在对吴敦义的不满情绪中，使得朱立伦可以“逃过”被对败选的“问责”。
吴敦义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之职后，朱立伦本来有机会参加党主席补选。实际上，党内呼吁他参选的呼声也很高，包括江启臣在内的中生代也是真心支持他参选的，而且江启臣还是在朱立伦决定弃选后，才决定参选，颇有“代替朱立伦出征”之意。而朱立伦在权衡利弊之后，还是决定弃选，但却又提出“五大改革”诉求，要求郝龙斌和江启臣两人，无论是哪一位当选，都应落实“五大改革”诉求，而这两位党主席补选参选人也应允了。因此，无论是何人当选，朱立伦都俨然是国民党主席的“幕后影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