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中国大陆在此期间内大量研发、制造、购买四世代战机(fourth-generation jet fighter)以取代旧型号的战机，在此期间增加了近400架的四世代战机，使美国在空战中需要战胜中国大陆的战机需求大增，从最多需要4.6个联队到最多需要7个联队(从331架到504架战机)，显示虽美军在战机的质量上仍保有巨大的优势，但中国大陆显然也已开始急起直追。
在海军战斗方面，中国大陆由于监控系统、反舰导弹、潜舰以及海空军硬体质与量的增加，其开始能够威胁美国海军在区域中的运作。自2010至2017年，美国与中国大陆在台海、南海冲突时已开始不具备绝对优势。中国大陆2017年亮相的歼-16战机配合鹰击62反舰飞弹，其反舰范围已超出第一岛链，威胁美国海军在南海以及台海的运作。此外，中国大陆也在2010至2017年间新建了12艘元级潜舰，增加其于东、南海的反舰能力，试图将美国海军的作业范围推出第一岛链。
中国大陆在此期间，也积极提升其两栖登陆的舰载能力，作为进攻台湾时所需，并加强其反潜舰与飞弹防御的能力，以提升其登陆的存活率与成功率。在2010年时，美国海军尚有能力摧毁中国大陆意图登陆台湾的七成舰艇，到2017年时，美国仅能摧毁中国大陆意图登台的四成舰艇。
中国大陆发展太空与网络等新式作战能力的速度相当惊人，在 2003年时，中国大陆对美国卫星几乎还无法造成威胁，至2010年时，中国大陆已能显着的对美国卫星，尤其是商用卫星造成威胁。但自2010至2017年，中国大陆对美国卫星，尤其是国防相关卫星的威胁程度其实并没有显着的变化。在网络作战层面上，中国大陆积极发展网军，战略支援部队的实力已为媒体所多加报导，但事实上，美国国防相关的网络防护仍难以被入侵，因此在2010至2017年间，两国网络作战的相对能力并没有显着的改变。
最后，由于2010至2017年间中国大陆中、远程弹道飞弹与核弹头数量的增加，以及对空防御能力的上升，其已开始可能具备对美国的核子第二击能力(second strike ability)，亦即美国核武的第一击并不一定能摧毁中国大陆所有的核弹头，而中国大陆或有进行核反击的可能。
四、特朗普政府中国政策的变项
从综合实力的相关指标来看，美国与中国大陆在2010至2017年的实力确实有所拉近，但这样的趋势自中国大陆1980年代军事现代化起便是如此。中国大陆国防预算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相当高的速度成长，中国大陆近年来更积极投入在海、空军以及弹道飞弹的研发与升级上，促成了美中军事实力的拉近。事实上，如果从CINC指数来看，中美总体军事实力甚至在2002年就已出现黄金交叉。
然而，即使美中实力的差距逐渐接近，但目前美中总体、各层面的军事实力仍有差距。一方面，美国总体的国防预算、武器质量与数量仍远大于中国大陆；另一方面，从兰德公司的报告来看，中国大陆即使在特定军事领域可以与美军在军事冲突中不相上下，但整体而言美国并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落于下风，以至于无法介入台海或南海可能的军事冲突中。
因此，在欧巴马到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实力确实有所拉近，此确实有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推出更全面的制衡政策的原因之一。但必须注意的是，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便已快速增长，而在2010年左右便已可以在许多层面上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霸权地位，而欧巴马政府却仍不愿推出全面制衡的对中政策。而在2010至2017年间，如兰德军事计分卡所分析，美国与中国大陆间的相对权力变动其实并不如2003至2010年间的变动，但特朗普却推出了全面性的制衡政策，如要解释这样的情况，则单以美中相对军事权力变动来解释似乎稍嫌不足。
五、国家潜在权力变化对特朗普政府中国政策的影响
Mearsheimer指出，潜在权力(latent power)是一国能够打造军事力量的社会资源，而此种资源中，最重要的便是一国的财富。一国唯有拥有金钱、技术去训练、现代化其部队，才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因现代战争的花费非常高，国家也需要大量的财富才能有足够资源转化以进行战争。因此，财富是军事权力的基础，也是一国现在与未来潜在军事权力的指标。
国民生产毛额(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理论上等于本地居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此指标经常被用来衡量一国在特定年度的经济实力。在2009至2017年，中国大陆最高的经济成长率为2010年的10.64%，最低则为2018年的6.6%，相对的，美国经济成长率最高为2015年时的2.88%，最低则为2009年的-2.54%。在此消彼长之下，美中之间的相对潜在权力确实逐渐被拉近，在2009年时，美中之间的GNP相差9兆余美元，而至2017年，此差距仅剩下七兆余美元，在此期间，中国大陆也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更有甚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若使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进行调整，则自2014年开始，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已小于中国大陆。若使用此指标，至2019年，中国大陆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率为19.25%，而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率则为15.51%，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具备的潜在、可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实力可能已比美国还高。
然而，Mearsheimer也认为，在衡量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如工业化与半工业化的国家时，使用GNP会较难体现真实的潜在权力差距，因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会有远超半工业化国家的可支配财富，其技术水准也远远不同，因而比较这两种国家时，应该加入其他的衡量标准。
有鉴于GNP较难体现真实的潜在权力差距，Mearsheimer在其2001年的书中，采用钢铁产量、能源消费量等资料作为计算一国真实财富的指标，认为这代表了一国当前的技术以及消费水准。但其也承认，由于钢铁重要性的下滑，使用此指标计算1970年代后的国家财富已逐渐失准。故本文采取世界银行2010年与2018年计算各国财富的报告，以对美中间的相对财富消长进行测量。
世界银行在此两份报告中，采用生产资本与都市土地(produced capital and urban land)、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净国外资本(net foreign assets)等四个指标，来对一国的财富，也就是当前与长期的经济发展能力进行评估。中国大陆的总财富在2000至2014年间快速增加，在2000年时，中国大陆总财富仅为180,690亿美元，而美国为1,884,200亿美元，美国总财富为中国大陆的十倍以上。但至2014年，中国大陆总财富为1,475,750亿美元，而美国为3,135,740亿美元，美国总财富仅为中国大陆的两倍多。由此可见，中国大陆在2000年后的总体经济实力确实上升甚快。
世界银行目前的财富统计仅至2014年，故尚无法确定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总财富是否出现重大变化，以至于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变。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欧巴马政府时期，中国大陆的总财富，也就是潜在可转化为军事权力的经济实力已快速逼近美国。
但若采用科技技术的发展程度来测量美中之间的真实潜在权力，则会得到不同的结论。联合国在2001年时首先使用了“科技成就指数”(Technology Achievement Index)，来衡量一国的科技实力，此指标包含了科技发明、新科技扩散、旧科技扩散以及人民技能等四大面向，而每一个面相又包含两个子指标，来衡量一国科技的综合实力。
在2009年的科技成就指数上，中国大陆在91个国家中排名第54名，而美国则排行第8，两国在专利项目、专利权利金等项目上差距非常大，显示两国科技硬实力的差距。此外，在人民技能上，中国大陆就读高等教育，甚至一般学校的比例也远小于美国。到了2016年的科技成就指数上，中国大陆在105个国家中排名第62名，而美国则排行第10，中国大陆在专利项目、专利权利金等科技发明的项目上虽有成长，但仍差美国甚远，而在人民技能上，中国大陆就读高等教育、一般学校的比例有显着成长，但由于有计画名额招生故仍小于美国。
因此，无论是在欧巴马或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大陆的科技技术仍与美国有段差距。但很明显的是，中国大陆正持续追赶拉近、未来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国。科技实力不只是一国的财富，其很大程度与一国战时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的能力有关(如快速制造、研发精良与大量的武器)，考量到一国真实的潜在权力必须是一国在战争时所能转换成军事实力的经济实力转换效率来看，中国大陆在美国两任政府时期的潜在权力变化相当大。
以综合经济实力指标而言，中国大陆过去十多年的经济成长率从未低于6%，而美国则从未高于3%，美中之间的GNP差距仅余七兆美元; 而若使用PPP调整下，中国大陆GNP则在2014年已超越美国。显示欧巴马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间的潜在权力似乎已相当程度的拉近。若使用财富衡量美中之间真实的潜在权力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美中之间的财富差距至2014年已显着拉近，显示中国大陆的真实潜在权力确实已显着提高。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2月号，总第27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