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说：“虽然人口减少后，综合国力下降了，但人均GDP会提高，像新加坡和瑞士虽然人口少，但它们不是富裕得很？” 在长期计划生育思维下，许多人习惯于把人口当成分母，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GDP。事实上，对人均GDP来说，人口不仅是分母，更作用于分子，而且对分子的作用更基础、更长效。因此，其他条件不变，人口下降，对分子的影响可能大于对分母的作用，导致人均GDP下降而非上升。新加坡和瑞士虽然人口少，但人口密度比现在中国的人口密度还高。中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5人，瑞士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人，新加坡人口密度更是高达每平方公里7900人。新加坡和瑞士人口密度如此之高，为何也能跻身于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之列？因为人口密度越高，居住越密集，现有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容易。人口密度越高，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公共交通的效率就越高。即使在人均意义上，城市也比乡村富裕，大城市通常比小城市更富裕。
计划生育倡导者们一直宣扬“少生快富”，但从东北与全国的对比可以看出：从1980年到2017年，东北占全国人口比例从9.01%降至7.87%；而东北人均GDP则从1980年的比全国高39%，变为2018年的比全国低18.9%。也就是说，人口相对减少了，人均GDP却更低了。实际上，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东北，也出现在江苏如东和湖南常德这些当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最好的地区。这种结局也印证了所谓“少生快富”的口号完全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臆想。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少生不仅不会快富，反而是致穷。
又有人说：“现在中国的大城市交通太拥挤了，如果中国人口大幅减少，大城市就不会那么拥挤了。”实际上，贫穷的国家，哪怕地广人稀，城市也拥挤；富裕的国家，哪怕地少人稠，城市也宽松。巴西的面积是中国的89%，人口仅有中国的14%，但圣保罗的拥挤度与北京和上海基本相当。而东京、巴黎的拥挤度则远低于圣保罗，尽管日本和法国的人口密度比巴西大得多。人口众多的国家会形成更多的规模不同的城市，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在中国，不喜欢北京或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人还可以去武汉、南京、西安、郑州、杭州、成都等省会城市，有各种工作机会和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在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外，其他城市的规模都偏小，生活单调。如果中国人口下降到几亿，有志向的年轻人更会涌入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百万人口的城市则会萎缩到几十万人，而很多中小城市更会衰败，让人们可选择的城市数量大幅度减少。
还有人说：“人口质量比人口数量更重要，以色列人口比周边阿拉伯国家人口少得多，以色列不是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打败阿拉伯国家吗？”尽管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非常优秀，内部凝聚力强大，但人口规模的劣势却是其最大软肋。以色列空间狭小、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 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要远少于中国，比如人均水资源仅中国的1/7，但扩大人口规模一直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除了从世界各国吸引犹太移民之外，以色列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强力鼓励生育，所以以色列建国以来，人口快速增长。1948年，以色列人口仅有约80万人，而如今其人口已达880万人，在过去70年内，以色列人口增长了十倍以上。以色列目前生育率是中国的两倍多，却依然强力鼓励生育，与中国的生育限制政策形成鲜明对照。那种认为中国应该降低人口规模，走犹太人少而精的路线与犹太人梦寐以求的人口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况且，如果生育率只有1.1，意味着平均每位妇女只生1.1个孩子，整个社会变成接近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极其沉重。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收支平衡面临沉重压力。现在东北三省的养老金已经入不敷出。2018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只有17.9%，将来会一路上升到接近40%。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将来怎么办？
综上所述，如果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少于美国，对于中国来说将是灾难。当然，如果中国将来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且能够有效提高生育率，那么在本世纪末，中国也许可以继续保持对美国的人口优势，并且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来源：新浪网 作者：梁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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