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特朗普政权有可能是一种革命性的政权，原因可能在于支撑特朗普上台的力量是中下层。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持续支持，特朗普难以坐上总统宝座，也很难赢得2018年11月的中期选举。特朗普之所以能听到美国白人中下层的意见，是因为新媒体等技术性原因，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美国中下层不用花费巨资、刊登广告，就能把自己的意见直接推送到总统候选人那儿，这显然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以往的总统选举都是亿万富翁的选举，中下层的意见很难被总统候选人听到和重视。如今，美国中下层在沟通、获取资讯时更加重视推特，而不是希拉里等白人精英重视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主流读物，甚至也不是小清新喜欢的脸书。2016年8月，笔者在华盛顿调研时，酒店里赠阅的《华尔街日报》，基本上认为希拉里妥妥地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而特朗普是“推特治国”，几乎不看这些主流媒体的资讯，如果从加强与中下层的联系来看，这也是一种统治的艺术。
美国中下层与白人精英利益不一致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只是这一次中下层终于忍无可忍，起来反抗了。二战以来盛行多年的“内嵌的自由主义”，曾让美国中下层生活过得优越，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就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也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器。不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创造美国世纪的那一批人老了，上台执政的新人没有那么多的怀旧情感，面对苏联的竞争压力，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美国跨国公司加速向外转移，截至2016年，美国流向海外的直接投资存量接近6.5万亿美元，占全球四分之一。从80年代起，一大批从哈佛等名校毕业的精英学生，纷纷以进入华尔街为职业志向。结果，高学历、高智商的一批人因从事金融服务业，其收入水准远远超过了在制造业讨生活的中下层。随着社会阶层的固化，最近十年，甚至一般中产阶层家庭出身的孩子，即便从名校毕业，也很难再现父辈的好生活。对于这些人来说，美国梦已经难得实现。
特朗普势力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源于美国梦的破产，代表着新美国力量的上升。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包含着对“美国”的新认识，即他所认同的美国，不是白人精英所认识的那个整体性的美国，而是中下层认知中的美国。“美国优先”最重要的含义，首先是美国内部的调整，其次是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调整，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可惜的是，多数人讨论“美国优先”将重心放在国际部分。讨论的问题主要是A1和A2哪个方案更好，而难以分析对外关系领域的A类选项与国内领域的B类选项之间的联系。之所以形成这种思维定势，与我们所接受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政策的诸多理论有关，这些理论的创造者多数属于美国20世纪的第二代人物，是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等人的学生辈。例如，5年前去世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士·沃尔兹出生于1924年，去年5月去世的布热津斯基出生于1928年、自由国际制度主义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出生于1941年，这些人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后引入美国国际关系学知识体系时，正好是这批人在美国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美国第二代人物的一个显着特征是，他们的对外政策认识是建立在第一代人物已经确立的基本框架，即美国霸权地位和国内支持的良性互动之上。但是，第一代人物所确立的框架并不会持久不变。一个显着的事实是，民众的基本价值观将随着收入水准的持续提升而改变，从尊重权威和秩序转变为争夺话语权和重视社会活力，西方的这个转变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目前，美国政治领导人物已经更新至70后，如共和党候选人玛律科·卢比奥、特德·克鲁兹等人都出生于1971年，这些人都有拉美裔背景，与传统的白人精英政治显着不同。但是，美国政治人物（也包括其他行业人物）的这种代际差异，还没有引起占据中国学术舞台中心位置的一批学者的足够重视。
三、贫富差距、认同危机与新型全球化
从收入水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其实日子过得一般。按照美国劳工部的资料，2016年，美国大约有1.4亿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大约5万美元左右。但是这个人均数背后却是严重的收入分布不均衡，金融、管理、律师、教授等岗位的收入显着高于其他行业，绝大部分蓝领的工资很低。
美国高收入白人精英阶层主要是以下几种。目前美国管理类岗位数大约是700万个，人均年收入为11万美元；律师岗位110万个，人均年收入10万美元；商业金融从业人数也差不多是700万个，人均年收入7.5万美元；从事电脑和数学的人大约有420万，人均年收入约9万美元；生命、物理和社会科学家从业人员约为115万，平均年收入也在11万美元左右。总体上而言，这2100万人基本构成了美国白人精英阶层的主体。当然，这个圈子也是高度金字塔型，站在顶尖的1%控制了美国90%以上的财富。
与白人精英层对立的是数量庞大的、收入较低的中下层。如，办公室和行政辅助类岗位数2200万人，人均年收入3.7万美元；销售岗位1450万人，人均年收入4万美元；食品行业1300万人，人均年收入2.4万美元；制造业910万人，人均年收入3.7万美元；交通运输业岗位970万，人均收入3.6万美元。收入水准在3万美元以下的群体，还包括440万清洁保养人士、450万护理和服务人员、460万农林渔从业人士，这些群体的总人数超过了8200万。
收入差距造成了美国人的认同危机。欧美有相当大一群人不认同全球化，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就发生过反全球化势力的游行。在21世纪初，美国人辩论外包与工作的关系时，政治学家亨廷顿发表了《我们是谁》一书，从学理上论证了美国有可能在2050年变成一个拉丁裔人口主导的国家，白人的优势地位将不复存在。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就不顾政治正确性，扬言要修改奠定二战后美国国力基础的移民政策，上台之后也是不遗余力推进，这充分说明美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美国。
比贫富差距更难以忍受的是，这个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还在继续扩大。2003年，美国劳动力的年均工资为3.7万美元，2016年上升至5万美元。随着美国高技术公司的全球布局，核心工作岗位留在美国国内，这表现在商业和金融类、电脑和数学类等岗位扩增，而一些低端的工作岗位则被外包到海外，办公室和行政辅助类岗位明显萎缩，而且这些行业的年均薪水占全国平均水准的比重在下滑，资料显示其他中低收入行业占全国的比重也是下降的，这些阶层的获得感变差了。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比如中国人的收入却在快速地改善。例如，2003-2016年间，中国的人均GNI从1280美元增长至8250美元。因此，美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部分地也与全球化相关了。
对美国中下层而言，要在美国继续实现美国梦，就必须打破白人精英阶层主导的财富生产和分配框架，其中一部分与全球化相关。2018年1月初，特朗普任上的第一份《总统经济报告》披露，2017年底，美国贸易额比1973年增长了11倍，绝大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现的。因此，对于早期的中产阶层来说，由于美国的国际贸易占比并不显着，他们也不会是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随着贸易的扩大和日渐深入美国腹地——比如美国大豆的出口，现在的情形肯定不同以往。美国学术界现在正在辩论的问题是全球化、新技术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对于中下层来说，要理解复杂的世界是有相当难度的。白人中下层看到的图景，的确是中国人变得富裕了，而自己却停滞不前。他们对工作、收入和贸易的关系理解不深，仍停留在制造美国梦的50年代，他们相信勤奋工作就可以，而不管技术进步、甚至产业转移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和替代效应。
正是由于白人中下层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理解相对简单，也造成了特朗普愿意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美国的贸易逆差。大多数教育程度在高中、大专水准的美国人，事实上无法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贸易格局变迁的理论逻辑，包括特朗普本人的世界观也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在收益递增、规模经济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变成主流之前的旧贸易理论。旧贸易理论的核心，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南北贸易模式，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产品，美国的例外在于它也是农产品出口大国。而新贸易理论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贸易品，不是制成品或者资源品，而是同一产品的零部件。在旧贸易理论存在的世界中，利益的分配是相对简单的，这是缔造美国世纪的一代人可以在政治上构建“内嵌的自由主义”框架的经济基础。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登上美国政治经济舞台的新人，他们面对的技术水准和贸易环境完全不同了，很难区分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贸易的收益分配，因而也不太能够让中下层分享这种利益，其结果是美国越来越发达，中下层所占相对份额越来越少。
从中下层的认知来看，他们并不认为高技术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收入水准。在他们收入获得感变差的二三十年中，美国的技术领先水准几乎是个不变数，就跟前文提到的美国国际地位和绝对的经济总量一样，甚至还处于增长态势中。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这批人来说，要弄懂高技术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仅需要花费时间，也需要美国联邦政府付出更大精力培训再上岗。因此，中下层所希望和要求的特朗普政策目标，难以把打压其他国家的高技术发展能力作为核心目标。如果把握了这一点，就能理解特朗普扩大对华贸易摩擦的逻辑所在，高技术可能是目标之一，但绝不会占据首要地位。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帕金斯最近指出的，特朗普并没有弄明白“中国制造2025”的确切含义，他目前还在继续削减美国研发领域的研究经费，这显然与高科技领域竞争背道而驰。如果特朗普提高关税清单的性质是一场“高技术战争”，中美就不会有谈判的空间。相反，如果特朗普的目标是为了扩大就业、增加收入，那么意味着美国最关心的问题是中美贸易关系中的收益分配如何更多地转向美国中下层，这既涉及到美国国内制度调整，也涉及到中美关系的调整。
与更加重视国内分配的贸易关系相匹配的国际制度框架会非常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美国要推动的全球化，不会是以往的那种更有利于金融企业和大公司的全球化，而需要更多照顾工人阶层的利益。从技术水准上看，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工人阶层能够参加的产业领域是有限的。或许，美国型的资本主义正向着北欧型的资本主义转变。但是，在此过程中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会很剧烈，因为美国远比北欧国家拥有更强大的实力调整国际格局，白人精英也不会眼睁睁看着特朗普随意更改这么多年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双方的博弈还会继续加剧。从中下层的利益来讲，如果发动一场战争有利于增加传统军工产业的产出，从而有利于增加工作机会，中下层也会投票支持特朗普。但是，如果这种战争只是继续有利于金融集团，那么支持力度会很有限。因此，二战以后盛行的所谓经济相互依赖有利于降低冲突这种定见，可能也不完全适用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至少，美国白人中下层并不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加大会显着改善他们的生活。按照民主制度的投票规则，这些人显然会有很大的权力。特别是，在所有中下层的收入都普遍降低时，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是很强大的。特朗普战胜希拉蕊就是这种集体力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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