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财政。把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算进去，这两年的财政赤字不算小，按照IMF的口径在6%GDP左右，但其中超过2个百分点来自土地出让金（所谓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联系在一起，和银行包括影子银行的信用连在一起，其天然的顺周期性和一般财政的逆周期操作相反。随着金融周期下半场深化，需要加大政府发债支持的正规财政扩张，来对冲土地财政的顺周期紧缩。我们已经看到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增加，但这可能是不够的。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经常项目顺差下降，国际收支约束开始显现。在2008年受到外部重大冲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扩大内部需求？因为那时候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在10%左右。今年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对GDP比例已经降到1%以内。现在以刺激内部需求对冲外部需求下降，可能马上带来经常项目逆差。我们可能看到国际收支双逆差，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除非接受汇率贬值或外汇储备下降，这是对扩大内需政策的一个制约。
宏观政策需要超常规思维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微观层面要面对金融的顺周期性带来的信用紧缩包括债务违约和重组。由此在宏观层面理想的金融环境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我们现在虽然利率是下降了，但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都在缩表，财政也是紧的。
需要强调一点，对于紧信用，除了内部金融周期调整的因素，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导致全球信用紧缩。美联储是全球的中央银行，一旦紧缩货币，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主要是紧缩信用。同时，贸易摩擦加大了国际收支的约束，也起到一个紧信用的作用，尤其人民币汇率贬值，让欠了美元债务的企业信用紧缩。从大的方向看，我们说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大的问题就是银行体系（包括影子银行）的信用在紧缩。
在这样的内外大环境之下，宏观政策需要超常规的思维。超常规的思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财政政策，我们到底要平衡财政还是功能财政？所谓功能财政就是财政不应该只追求自身的平衡，财政应该服务宏观经济平衡的大目标。我们需要大幅增加财政赤字，而且是政府债券发行支持的赤字，不应该受所谓3%GDP的限制。同时，赤字增加应该主要落实在减税而不是增加政府支出。以政府支出促进内部需求来对冲外部需求下降，可能很快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国际收支的约束就会显现。减税则降低供给端的成本，有利于出口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可以说，减税的力度越大，稳定总需求所带来的汇率贬值压力就越小。
第二，在信用紧缩的情况下，央行怎么投放基础货币，怎么扩表来对冲商业银行信用紧缩？基于以上讨论，在“紧信用”的环境下，“松货币”首先应该通过支持“宽财政”来发力。看看其他国家的经验，美联储当初做了什么？实施量化宽松，购买长期国债，购买按揭支持债券，也就是通过央行扩表支持财政扩张和直接融资市场，绕过了传统的商业银行信用。日本央行在购买长期国债之外，更是购买日经225指数，既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也支持了资产价格。这些在中国未来会不会发生？我觉得我们不要受传统观念的约束，我们需要未雨绸缪，超越常规来思考新形势下宏观政策框架和操作工具。
来源：和讯网 作者：彭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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