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二月革命》、《二二八民变》及苏新（笔名：庄嘉农）所着《愤怒的台湾》 ，为诸多研究、探讨二二八事件者所借重参考，但是这些书诸多虚构不实，而另一《台中的风云》（古瑞云着，笔名周明），内容亦诸多不符史实。这些书都有一个共通点，作者都是当时曾任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员，在二二八事件后，有的前往香港或其它地区，然后用文字来渲染当时国民政府多么残暴，由于当时在台湾谈二二八事件是禁忌，因此，他们的书反而成为唯一的“纪录”，在海外广为流传，成为海外“台独”引述的资料。后来再传回台湾，或在台湾再版，也成为反国民党者丑化国民党的工具。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在二二八事件上，“台独”与共党的立场几乎一致，都把当时的国民政府塑造成无恶不赦残暴者。
《愤怒的台湾》一书中写到，“蒋军第三飞机场官兵五百多人，看见人民武装力量强大，不敢抵抗，派代表至‘作战总部’投降，于是台中市的蒋军全部被歼，所有俘虏，皆被收容在台中监狱，等候人民政权的处置。”
当时是台中“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李准慰，于二二八事件时会见谢雪红等人而和平解决“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的危机。李准慰看了《台湾二月革命》及《台中的风云》两本书后说：“看了这两本书后，大吃一惊，真是虚言虚词，胡扯捏造，像这样二二八的真相被扭曲，怎么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历史所交代”、“《愤怒的台湾》为吹捧谢雪红难免与事实有出入”。
高雄市文献委员会，也于民“国八十三（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续修高雄市志（卷八社会志）二二八事件篇》，其中之高雄地区二二八事件死亡、失踪者名单，高雄地区二二八事件被捕或通缉者名册应是事实。但是许多“民国八十五年”以后出版的书，专家学者们还是舍近求远，就高雄市部分喜欢引用一些以往离谱的旧资料或荒诞不经的传闻，也就是宁愿继续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令人费解。
《台独》引述《纽约时报》三月二十九日报道高雄市之情形，指中国军队入街以机枪扫射民众，到处掠夺、强奸、至少有数百人死亡。早在三月三日发出的电稿，台湾已有三至四千人被杀，三月二十八日目击者的观察说被害人数已逾一万。不但如此，美国观察家均认为他们的估计是保守的，实际的数目远比估计的高。“一刚从台北到达中国的美国人说，从大陆来的军队在三月七日到达台湾后，马上展开长达三日的盲目屠杀及抢劫。……到处有死尸。……不少人头被割断，身体残缺不全。……尸体留在公园里，中国人不准人将它移去。……数千台湾人被打人监狱，其中不少被细小的铁线捆住，铁线深割入肉。”
作者是小林善纪，日本知名的台湾史专家，在其《台湾论》一书中称：“国民党政权在一个月中，便屠杀了两万八千名以上的台湾人”。
柯乔治（葛智超）的《被出卖的台湾》一书，更是错误百出，其中有的是道听涂说，更多的是自己的编撰，举例如下“架在卡车上的机枪队沿着公路行驶一二十英哩，向乡村街道滥行射杀三天”……“有个外国人在台北东区的路旁计数到三十多具身穿学生制服的年轻尸体，他们的耳鼻被切掉，还有很多被阉割，有二个学生在靠近我门前的地方被砍头”。“在高雄地区，国民党强迫受害人家属在大街上目睹亲人被残酷的处死”……；“在屏东市，整批将近四十五位在地方政治担任各项职务的台湾人被带到附近的一个刑场，事后从机场传来一连串的枪声”、“军队把一位台湾人代表捉来，又召来他的妻子儿女，在广场上，让他们睹亲人被砍头。”在宜兰地区，“一大堆当地市民立刻被逮捕，那位医院院长、一个医生五位委员会同事及一百人以上的‘普通’的台湾人都全被处死”。“台湾的流亡领袖，控诉在三月里有一万人以上被屠杀，我必须假定不会少于五千人，加上自三月以来经因参与事件为藉口而逮捕及处死的数千人，这数目可能逹及经常由台湾作者所说的二万人”
一位外国人自称遍游台湾，询问贩夫走卒、各行各业，有关二二八事件“大屠杀”的回忆。他说：“港都的男女老幼被迫跪在溪畔以机关枪扫射；花莲一部客车被部队强行征用载军队，往台北途中，司机将车冲入大海，这个故事迄今仍为全岛耳熟能详；在台东有原住民部落因反抗国民党，因而受到军队攻击；几乎所有学生的家族之中，都有亲人遇害；高雄有二千七百人遭到屠杀……”。 看了这些文章，真让人怀疑这些所谓的“外国人”是真还是假？
其他尚有诸多不实的报道与传言：“三月八日船进基隆港，军队立刻架起机枪向岸上群众乱扫，很多人头破腿断，肝肠满地；基隆要塞司令率领部队，割去二十名青年学生的耳鼻及生殖器后，再用刺刀戳死；国军21师登陆了，从九日起，台北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血肉淋漓的死尸、所捕平民四、五十人由三层楼上推下，跌成肉饼，未死者再补以刺刀；台北市被杀的约有二千余人，大半都被惨杀以后被弃于淡水河里，以致黄色的河水变了红色；台中的蒋军竟以军卡数辆各装载机枪、步枪，驶入市区、以机枪扫射市街；高雄的彭孟缉士兵在市区内见到年轻人就抓，然后以铁线捆绑，若有反抗或不满份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其丢入海里；屏东的民众先断绝宪兵队的水源，然后用消防队的水龙管喷射汽油，进行火攻”。 稍微有常识的读者应该可以了解，当时的政府军与人民并没有什么血海深仇，是不可能如此做的，但是这些谎言，迄今仍然没有消失。
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研究者张清沧，在自发性研究二二八事件后有感触：“二二八事件之后至解严之前，这期间讨论二二八事件是一禁忌，故不实的资讯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因此不实的报道与传闻在所难免。解严之后，二二八事件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况政府也陆续公布二二八事件相关档案，而相关论著、文章也陆续公诸于世，遗憾的是相关论著、文章所报道的仍诸多与事实不符”。
不仅如此，学者们在详述二二八事件时，不负责任的也是比比皆是，这里不提那些摇旗吶喊的学者教授，仅就几位在学术界已有名望的研究者为例说明。民间研究者武之璋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一是张炎宪在仼“国史馆”馆长期间出版了一套《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在“序言”部分称：“事件的元凶与历史的真相早已呼之欲出，只是找不到白纸黑字的原始证据而已。”武之璋批评说：“张炎宪身为国史馆馆长，当时又是民进党执政，馆长找不到白纸黑字的证据，谁又找得到呢？既然找不到白纸黑字的证据，如何敢说‘原凶’已经呼之欲出呢？”
二是“国史馆”另一本书《长官公署省参议会档案汇编日产篇》上、下两册，编者是欧素瑛博士。编者在“序言”中严厉谴责接收大员的贪污及侵占日产行为，甚至认为连产权清楚的台湾人房地产都横遭侵占，台湾日产接收法令与内地不同，使台湾人吃了大亏引起民怨等等，好像在日产接收问题上长官公署犯了滔天大罪似的。武之璋先生为此特别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将上下两册进行分类分析，将书中内容分为“台人企图侵占日产未遂之陈情案”、“法令矛盾引发纠纷案”、“日人军方强占台人土地要求发还之陈情案”等类，全然没有编者所谓无理强占台湾人房地产，也找不到一件影响台湾人权益的案子。
武之璋认为，以欧素瑛的学术水准，应不会写出这样一篇与书中内容完全相反的序，因而合理怀疑，上下两册书的编篡以及序言，“欧博士只是挂名，实际完全没有参与，所以会出现与内容不符的序文。果真如此，是否也太负责任了？”
三是二○一五年“中研院”台史所出版一套《保密局台湾站二二八史料汇编》共三册。陈翠莲博士在“序”中提及：搧风点火、反间、引蛇出洞、贪污索贿等情况。 武之璋也对此进行了查证，他细看了内容后，他认为无陈翠莲所说的相关情况，并认为陈翠莲夸大了保密局的功能。当年国军战斗部队在台不足五千人，分散在数十个据点，变乱一起，兵力不足分配。如攻打嘉义机场有二、三千人之多，守嘉义机场者仅一个班。以保密局在台时间之短，人员之少，只有搜集情报的功能，所谓潜伏在叛乱团体中如林风者，除了捜集情报，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档案中，也有不少保密局人员替当事人澄清案，如董贯志之报告 。检举流氓李金狮、台北机场技术员代为涉案家人保释案为由的骗钱案。台南市警察局巡官黄长安暴动期间向酒家、旅社的募款案 等。
至于搧风点火、引蛇出洞等指控也与事实不符。因为保密局既无此能耐又无此必要。当时状况急如星火，全省都已沦陷，县市长不是逃亡就是被拘，政令不出长官公署大门，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宪兵第四团长张慕陶、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及其它许多单位纷纷电告中央台湾情势严峻，非派兵不足以平乱。这种情况下，中央已经有足够理由派兵，何须保密局出马引蛇出洞，制造出兵的理由，蛇早已出洞四处咬人了，何须乎再画蛇添足呢？
台湾史专家戴国辉先生是这样写到，他为何走上二二八的研究：“当年的国府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二‧二八’的研究，但人人自危的社会氛围下，当然就没有人敢去碰它。当局对整个事变讳莫若深，极尽掩盖之能事。经历过‘二二八’的世代，对当年国府接收人员的贪婪残酷与镇压事变时的凶狠毒辣，虽有极深的憎恨与惶恐，但在国府戒严高压体制下的台湾岛内，除了偶尔私下吐露几句愤懑之词外，只有噤默不语，不敢声张；而战后出生的世代则靠着父母辈的一些传闻，撷取一鳞半爪，滋长出不断增高的愤懑与抑郁。‘“台独”’人士则利用国府的不当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历史真相于不顾，反而利用其‘黑盒子’制造些神话，夸张失实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动蛊惑文章，有意无意地藉此制造仇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扩充政治资本，趁而建构其‘台湾民族论’及凝聚其‘台湾人意识’，企图为夺取政治权力铺路。这种作法只会造成历史悲剧的恶性循环，无法疗伤止痛，达到吸取历史教训的目的。”
戴国辉这段话，正好为其书名的副标题“神话与史实”做了最好的诠释。二二八的谎言不要再以“神话”出现，回归“史实”，才是台湾之福。
注：本文有关资料的出处，请参考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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