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应对新冠病毒的失误，美国联邦债务如今（2020年10月30日）高达27.2万亿美元，比去年8月5日的22.57万亿高出4.6万亿；而GDP是19.78万亿比去年8月5日的21.29万亿低了1.51万亿元。债务/GDP是歴史上最高的137.5%。
而且新冠病毒的扩散导致百业萧条，唯有股市一枝独秀，加速贫富两极化，而贸易战又造成民生用品价格上涨,使得中下阶级生活更困难。特朗普证明, 他看对病症却下错了药，所以只是陈胜吴广之流，但是特朗普现象的存在，表明美国人民等待刘邦的出现。
因此拜登上任的第一要务就是改变美国处理新冠病毒的政策和措施，拜登个性温和、守规矩、尊重事实、科学和专家，所以在防疫问题上将会采取尊重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也会与中国合作，作为改善两国紧张关系的突破口。
拜登是中国的老朋友了，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温和友好的。2000-2001年,拜登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领导参议院努力引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并结束国会每年对中国作为美国贸易伙伴地位的审查。当时, 拜登欢迎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伟大的强权）,因为大国在不扩散、人权和贸易领域遵守国际准则”。作为2011年的副总统,拜登说,他相信“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美国和世界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⑧”。作为奥巴马的副总统，他和习主席建立了很好的坦率信任关系，也长期致力于美中新型关系的建立⑨。他当选最大的好处是他不会像特朗普那様短线操作，言而无信。
拜登在竞选中一再表示,他将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角色,加强与盟国的关系, 对抗对手。这将是特朗普“美国第一”理论的逆转，特朗普经常冒犯德国等传统伙伴。因此可以预期他将重回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拥抱巴黎气候协定，并积极支持、再入现有的国际组织。在对华政策上他将抛弃以庞培奥为代表的激进、危险地反华新保守主义政策，而代之以有合作也有对抗的对华统一战线。
拜登的长处是温和的个性和不偏激的政治立场,能够团结民主党，也可以较容易地争取共和党温和派的支持。然而,鉴于今天美国国内对华整体跨党派的负面气氛,以及共和党仍然控制参院,加上他的年岁已高，他将没有足够的精力领导巨大的改革。更何况拜登是旧体制的产物, 是造成问题的制度下的受益者，虽然他可以稳定美中关系不至于加速悪化, 但是很难寄望他做出根本的改变。他的歴史任务就是做一个称职的过渡性人物，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在民主党内就是副总统Kamala Harris。预期他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过渡环境,让全社会开始探讨深层次的问题。
四、两党对华政策的同与异
美中问题持续悪化的最直接原因是：⑴中国加入世贸后全方位的高速发展威胁到美国物质上的霸主地位。⑵中国大陆人民的收入提高并无导致美国人期待的和平演变成西方的制度，直接威胁到思想制度层面的霸主地位。因此从2009年以来的12年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在软(接触)与硬(对抗)的两条路线中徘徊，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⑩。一个重要的总结是过去12年美国主政的对华鸽派都被鹰派取代，在美国新政权即将上任时，如何能避免歴史重演？
2009年奥巴马主政,由于正值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方兴未艾,美国期待中国支持, 因此美中关系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八年后却以一个紧张关系结束。为什么?
奥巴马出生于夏威夷,早年在夏威夷和印尼度过,年轻时移居美国本土。他的成长使他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秩序的关联转变有了更清晰的瞭解。奥巴马的许多公开声明都表明他的全球心态,他认为在21世纪,美国应该从一个领导者发展成为一个伙伴。他多次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 他认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2009年11月奥巴马成为第一位在上任第一年内访华的美国总统，当时, 许多媒体敦促中国和美国组成二国集团(G2)。这一想法并非来自奥巴马政府,而是来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中国带着懐疑的态度对待这个概念，也许在当时许多中国人看来,中美两国在整体实力上不是匹配的,因此不能在全球领导地位上发挥可比性的作用，也许中国更担心加入G2会破壊她与俄罗斯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愿意在20国集团这种场合贡献力量⑪。
会谈中其他美方关注的重点包括伊核问题和对伊朗禁运、人民币汇率、西藏宗教自由等问题。与过去的美国总统不同，奥巴马没有采用高压的姿态而是用彼此尊敬和倾听的态度，希望促成良好的长期关系。
2013年6月7日和8日刚开始第二任总统的奥巴马邀请上任不到7个月的习近平主席到南加州展开两天的非正式的、有充分接触机会的庄园会。这是奥巴马的过去三年的国家安全顾问Donilon在6月30日离任前为未来健康的美中关系做出的最后努力。
会议涉及朝核问题、人民币汇率、人权问题、及美方高度关注的网络攻击问题。会后中美双方都对这次会议给出高度评价，Donilon更把这次会议放在与1972年2月尼克森总统在北京和毛泽东会晤的歴史性高度⑫。当然,这是他对自己未来歴史定位的期许，也是他对建立未来中美新关系的信心。然而，后来世界局势，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的发展，使得继任的Susan Rice改变了奥巴马原先的温和外交政策，采取全球性的鹰派立场，美日同盟更加紧密，美中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加剧。
特朗普上任时在对外问题上倾向传统保守主义者的收缩倾向，2017年3月18日国务卿蒂勒森（Tillerson）访问北京，提出不冲突、不对抗、彼此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双边关系, 这是美方第一次全面接受中国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原则，然而他受到鹰派人士的猛烈攻撃。
2017年4月6日至7日,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举行会晤。4月7日,王毅向媒体说明“习特会”时表示:中美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
2017年11月8日至10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受到最高规格的紫禁城内接待，似乎美中关系充满了希望。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的12月底, 白宫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将中国俄罗斯定位为战略对手。2018年1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草案, 其后经参议院无异议通过、总统特朗普签字, 正式生效, 这触碰了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的敏感禁区。
2018年3月30日Tillerson辞职,Pompeo接任国务卿,从此美中关系全面悪化。新冠病毒在美国失控后,特朗普更将中国列为最大敌人。
从奥巴马第二任总统期间开始,美国精英阶层的对华鹰派取得主导地位,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论述，具体表现在今年5月20日特朗普政权给众院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措施”的纲领性文件,强调政府各部门协调一致对抗中国政府⑬。两个月后，7月24日庞佩奥Pompeo在尼克森图书馆发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演说，宣示告别了1972年以来的主要以交往和接触的对华政策⑭。
下面引述“战略措施”中的重要论点。
它清晰地宣示两个主要目标：第一，提高我们的机构、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反弹力,以战胜中国带来的挑战；第二，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损害美国重要国家利益以及盟国和伙伴利益的行动。 但是即使我们与中国竞争, 我们也欢迎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合作。竞争不需要导致对抗或冲突。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也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美国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公平竞争,使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够享有安全和繁荣。
为达到上述目标须要建立：⑴美国国内的总体合作，本届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包括国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学术界。⑵与外国盟国、伙伴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具体到印度-太平洋区域，合作伙伴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大韩民国的新南方政策和台湾。
文件指出中国对美国的几个重大威胁:⑴经济威胁；⑵意识领域或价值观威胁；⑶安全威胁。过去三年美中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冲突已经广为人知，不在此陈述。
在价值观领域，特别强调中共挑战了美国宪法对每个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国际上,中共在“建设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 ,宣传习总书记的全球治理愿景。然而,北京努力迫使国内意识形态的一致性, 却让人不安地描绘了一个中共领导的“社区”在实践中的样子，这种治理方式的结果之一是北京在新疆的政策。
北京通过国家电视台、纸面媒体、电台和在线组织来传达其叙述,这些组织在美国和世界各地迅速成长。中共统一战线组织和代理人以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企业、大学、智囊团、学者、记者以及地方、州和联邦官员为目标, 试图增加对外影响力同时减少外界对中国国内的影响。
北京经常试图强迫或说服中国公民和其他人采取一系列威胁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破坏学术自由和美国研发事业诚信的恶意行为。
这些论述和指控虽然缺乏证据,但是无可否认的会误导美国一般民众,中国须要依据事实予以及时有力的反驳。
瞭解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可以参考2020的党纲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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