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7日电／我国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不仅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而且有效地推动了结构调整升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9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可至今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并不一致：有人将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人将我国的结构性减税等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取向究竟为何？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着力点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
■ 积极财政政策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改善结构更好地满足需求，进而拉动需求。
经济学家通常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中性、紧缩等三种类型，“积极财政政策”是由中国政府最早提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这概念。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将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看法显然是不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立足于需求侧，旨在扩需求；而积极财政政策则着力于供给侧，目的是改善和推进供给。
我们知道，上世纪30年代前，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是“财政健全原则”，主张政府以收定支，财政不得列赤字，而且年度预算要平衡。1929年至1933年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萧条后，政府为了刺激投资，财政开支剧增，导致政府预算普遍出现了赤字。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又从理论上为赤字预算提供了支撑。
上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主张财政政策应该交替扩张或紧缩。在经济萧条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增加社会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缩减政府开支，降低社会总需求。汉森指出，虽然经济萧条期财政有赤字，但经济繁荣期财政有盈余，用后者盈余弥补前者的赤字，从整个经济周期看，财政预算是平衡的。
可以看出，无论凯恩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汉森的补偿性财政政策，重点都在需求管理。而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重点却在供给管理。这里有个问题想问读者：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何要选择投资基础设施？也许你会说，当时基础设施是我国经济的短板。不错，那时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确是为了补短板。可补短板是供给管理还是需求管理呢？你会答是供给管理对不对？
再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提出了四项举措：适度提高赤字率；更大规模减税，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效发挥地方政府债券作用，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毫无疑问，以上四项举措都是结构方面的措施。由此见，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不同于凯恩斯和汉森的政策主张，其着力点侧重于供给端。虽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也有扩大需求的效果，但目标取向却是针对结构而不是总量。说得具体些：积极财政政策是从供给侧发力，通过改善结构更好地满足需求，进而拉动需求。
进一步分析，一国经济协调发展不仅需要总量平衡，更需要结构平衡。总量平衡不一定保证结构平衡，但结构平衡却有助于总量平衡。举大家熟悉的例子，前些年国内库存增加，产能严重过剩，从总量看说明国内需求不足；可同时国内消费者却舍近求远购买大量境外商品。何以如此？真实的原因，是国内供需结构失衡。如果供给结构能适应需求变化，国内需求就会增加。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扩内需。
主要手段是减税而非发债
■ 对调结构来讲，扩大政府投资不如扩大企业投资。扩大企业投资，政府就得减税。政府加税不如发债，发债不如减税。
前面已经分析过，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为了从供给侧支持调结构。而对政府扩大投资来说，有两种方法，一是赤字预算(发行公债)；二是加征税收。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政府发债与加税的效果有何区别？或者说政府在发债与加税之间应该作怎样的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从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桩公案说起。
19世纪初，拿破仑挥师南北、横扫欧洲，为了共同对抗法国，英国组建了第四次反法联盟。为支持盟军，英国每年需对外援助巨额军费。围绕如何筹措军费，当时英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在于，军费是通过加税筹措还是通过发债筹措？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派力主发债；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加税。
马尔萨斯分析说，每年军援若需2000万英镑，英国平均每人需捐纳100英镑。若采用加税方式，居民每人就得从自己收入中节约100英镑，这无疑会减少国内消费，导致经济紧缩。但如果选择发债，由于国债当年无需还本，居民每人只需支付这100英镑的利息，若年利率为5%，则政府只需向每人增加5英镑的税收。如此，居民消费可大体保持不变。
李嘉图认为，发行公债与加税的区别，仅在于公债要偿付利息。政府若不选择加税，居民当年虽不必缴100英镑的税，但政府就得发行2000万英镑的国债，而国债最终要靠征税偿还，那么来年就得多征2000万英镑的税。正因为今天的国债是明天的税，于是李嘉图推论说，为了应付日后要加征的税收，人们不得不提前储蓄，结果也会令居民消费减少。
对李嘉图的分析，也有不少经济学家不赞成。有学者反驳说，假若政府发行的不是短期国债而是长期国债，居民当前消费就不可能减少。因为长期国债偿还有相对长的延付期，而每个人都不会长生不老，要是人们意识到死亡可以逃避将来的税负，他们怎会压缩当前消费呢？而且还有学者用消费信贷作例证，证明李嘉图的观点不成立。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发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为李嘉图的观点作辩护。他指出：由于人类具有关怀后代的动机，所以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对将来的税负往往宁愿自己承担也不会推给后代，即便有人知道自己活不到偿还国债的那一天，也会减少自己的开支而为后代先将100英镑储蓄起来。既如此，发债与加税并无实质区别，两者皆会减少现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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