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考虑资本利益。《纽约时报》网站2020年4月13日报道，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月14日就合作准备了一份题为《美国政府应对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的备忘录，其中明确建议采取包括“大幅限制公众集会规模，取消几乎所有体育赛事和表演，取消不能通过电话召开的公众和私人会议，考虑学校停课”等严格的疫情管制措施。然而决策层在听取相关措施将导致美国股市崩盘的判断后，立刻否决了该备忘录。可见美国政府在抗疫决策上在资本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进行了价值排序，并未把民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放在第一位，反而优先考虑资本市场的反应，导致政府既未对民众进行有效示警，也没有为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潜在医疗资源消耗做准备，把美国民众推向感染和死亡的边缘。
将抗疫问题政治化。疫情在美国暴发后，一些美国政客并不把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作为首要任务，反而将疫情作为攻击政治对手的武器，谋求选举利益。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网站5月16日罕见地发表社论，直指美国的公共卫生领域受到政党政治的干预，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作用被一再削弱，美国政府不积极采取检测、追踪和隔离等基本医疗防疫措施，反而寄希望于“神奇的子弹”——包括疫苗、新药，甚至盼望病毒最终会“神奇消失”。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5月4日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一文，指出政党政治的高度极化使得政治制衡制度成为决策不可逾越的障碍；疫情大流行原本应该成为抛开分歧、展现团结的机会，却进一步加深了政治极化。政客将疫情视为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而这却是以不计其数的美国普通民众的生命为代价的。
导致灾难性后果。《纽约时报》网站2020年5月20日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显示，美国行动限制措施的延迟导致至少3.6万人付出生命：如果美国政府提前一星期实施行动限制措施，能够多挽救3.6万人的生命；而如果美国政府提前两星期就开始实施行动限制措施，美国83%死于新冠病毒的患者将幸免于难。《纽约时报》甚至在5月24日史无前例地用整个头版列出1000名新冠肺炎死者的姓名、年龄和身份，并在导语中写道：“这里列出的1000人仅占死者总数的1%。他们不仅是一个个名字，他们曾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时代》周刊网站5月20日报道，美国延迟采取社交疏离政策导致了90%的新冠死亡病例，付出如此多生命代价本质上是美国民主的失败。
二、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疫情中暴露无遗
在美国，无论自由派学者还是保守派学者，都赞同一个基本事实——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造成不平等的深层次制度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面对此次疫情，美国社会在阶层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进一步暴露和加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