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0月18日电／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们三人获得今年诺奖的主要研究领域——扶贫并非我的关注重点，迪弗洛前期研究的跨境资本流动则一直是我高度重视的主题，上世纪90年代我读研究生、博士和做博士后时对此问题相当关注，我的博士后论文题目就是《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之所以如此，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
国际游资膨胀与金融危机频发
中国改革开放于上世纪80年代全面铺开，但全面启动未久就遭遇了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和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冲击，大批发展中经济体由此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倒退10年、20年，然后深陷“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转为深重的政治危机，苏联、东欧集团以此为起点发生了政治剧变。
我于1993年考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迈克尔•博多（Michael 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当时随机挑出一个国家，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时高1倍。而且，90年代新兴市场大规模私人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世界银行1998/1999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选择了21个至少两年中每年资本内流占GDP比例平均在2%以上的国家，发现在1976~1996年出现了27次资本大规模内流，其中17次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此后，新兴市场又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
进入21世纪不久，新兴市场就爆发了2001年土耳其危机和2002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机，这场阿根廷危机又先后席卷乌拉圭、巴西、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在拉美素以金融体系健全、经济政策稳健而着称的智利也未能幸免，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救援，致使IMF救援金额一度创造了该组织救援金额的历史纪录。在那之后，从次贷危机到今年的土耳其货币金融危机，货币金融危机也一再爆发。
在短期国际游资冲击下频繁发作的金融危机不仅令当事国创巨痛深，而且波及全球。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使1998年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全球失业人数增加1000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从攻读硕士研究生起就注意到了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离开人民银行攻读博士，由此更对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给予高度关注。选择“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博士后研究选题，实属顺理成章。
在这个领域，迪弗洛前期与吉列尔莫•卡尔沃（Guillermo Calvo）等人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较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环境和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及其突然中止、逆转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东道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方面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长期以来，西方机构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当主流投资组合收益率不高时，可以用新兴市场投资来加以补充。因此，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变动一向敏感，西方成熟市场母国利率些许变动，就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量和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一旦母国利率提高，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就可能大规模回流。
上世纪90年代初新兴市场组合投资迅速增长，与当时主要西方国家低利率有关；1994年初美国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导致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回流，难辞触发当年年底墨西哥危机之咎。即使在90年代之前，银行信贷而不是组合投资作为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投资方式，成熟市场基准利率变动对资本流量和流向的影响也同样至关重要。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美联储奉行强硬紧缩货币政策的“沃尔克冲击”点燃了导火索。当时日本大藏省曾计算，认为如果美国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债务负担每年就能减少40亿美元。
次贷危机和美欧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近10年来，这一机制仍然一再体现。每次美联储放出退出量化宽松、加息等收紧货币政策的风声，或是采取实际行动，总能在印度、俄罗斯、拉美等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引发金融市场连续震荡。
就总体而言，利率变动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大规模逆转，内生流动性机制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这些机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相信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传染在这两年还会显示出重大现实意义。
要警惕过度扶贫
在扶贫方面，作为中国学人，我并不膜拜这三位诺奖得主的成就。毕竟，我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而中国减贫的实践成就举世无双。
且不说新中国如何摆脱了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单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5亿，贫困发生率30.7%，到改行“2008年标准”前夕的2007年，“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就锐减至1479万，贫困发生率1.6%。
按“2008年标准”，2008年农村贫困人口4007万，贫困发生率4.2%，到2010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至2688万和2.8%。
按“2010年标准”，即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16567万，贫困发生率17.2%；到2018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到1660万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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