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种种挑战，归根结底，对新时代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构成了严峻挑战。习近平新时代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根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一条主线和两个目标：“一条主线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两个目标分别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三、应对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挑战
适当地应对美国对华战略带来的挑战，首先需要理解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根源。这些根源是多层次的，包括体系层次的大国权力变化的国际政治逻辑、国家层次的国内政治逻辑、以及个体层次的决策者政治逻辑。限于篇幅，此处仅仅从国家层次的美国国内政治文化的一个方面——美国民族性（以爱国主义和民族意志为标志，显示出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完整），来探究当前美国对华战略／变化之所以如此的根源。
美国政治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定居主义情结。“在某种意义上，把原住民领土想象成无人居住地，乃是定居者将自己变成‘本地人’、并力图逃脱被归属于殖民主义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持这种想象，把美国看做是一个例外国家的愿望，部分地建立在这样一种需求的基础之上，即把这个国家同其欧洲的渊源拉开距离、并主张一种真正的美国本土特点或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在美国定居主义话语中所建构“内部人”与“外部人”，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即对“内部人”的包容性和对“外部人”的排他性。其所蕴含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意义在于：第一，一部美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以上说，即是美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边缘群体的“内部人”与“外部人”构建，从而导致美国国内政策就此而言的动态变化；随着19末20世纪初美国逐渐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体现美国定居主义政治文化内核的“内部人”与“外部人”构建，开始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体现，即就像在国内政策制定中一样，美国以主导者角色，在对外政策中依据“内部人”与“外部人”的界定来制定对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从这种意义上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在美国逐步成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遏制”因素，有着根深蒂固的美国国内政治／政治文化——美国的民族性——根源。美国今天的对华政策也不例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