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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台湾收复后之文化消毒运动》剪影。（来源：汪毅夫提供） |
中评社香港9月19日电（作者 汪毅夫）我在《“去中国化”历史讲话》等学术报告里多次谈到，在台湾，“去中国化”已经有120余年历史，它经历了正（日据台湾时期）、反（两蒋派遣和亲率的团队主政时期）、合（李登辉及其追随者推动的时期）三个阶段，并尖锐指出：日据台湾当局推行的“日本化”（又称“内地化”、“皇民化”）就是不折不扣的“去中国化”，它包括改日本国籍、讲日本话、用日本姓名、行效日本风俗习惯等“外型”或“形式”上的“日本化”即“去中国化”，以及灌输“皇民意识，俾使对事物之看法与内地完全一致”的“精神”和“实质”上的“日本化”即“去中国化”；台湾光复初期，两蒋派遣的团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政府）的“去日本化”及时而有效地针对了“外型”或“形式”，针对其“精神”和“实质”的部分”则乏善可陈、令人失望。
1945年1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省党部主办的《台湾研究季刊》创刊号发表汪受田的《台湾收复后之文化消毒运动》，充分肯定“今日台湾同胞依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血素，他们热情爱国的胸怀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也客观面对“敌人五十年的毒化”，呼吁“台湾收复后”应开展“文化消毒运动”。汪受田说的正是“精神”和“实质”上的“去日本化”。汪受田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和采纳，惜乎哉！
汪受田（1889—1965），台湾台南人，前清秀才，北平汇文学堂（燕京大学前身之一）出身，是台湾进士汪春源长子。当时，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省党部驻地在福建战时省会永安（其办公处所名“复兴堡”，以其门前有楹联“光复台湾，振兴中华”也），汪受田也在永安工作。
（作者汪毅夫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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