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国际思潮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世界上曾经有殖民主义的思潮、帝国主义的思潮，后来有社会主义的思潮、民族解放的思潮，冷战结束后出现了全球化的思潮，但是从欧洲难民危机开始，民粹主义思潮、孤立主义思潮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开始越来越大，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都是具体表现。在疫情中，各国为了防范外部输入加强了边界的管控，很多国家的民众都把外籍人、外地人当做排斥对象，这种孤立主义思潮或者说是民粹主义思潮进一步得到扩散，并引发了逆全球化的一股逆流。
第三个，主要大国的军费投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都在持续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整体的军费投入每年都在增加，军事技术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一些新的军事技术的产生对原有的战略稳定和战略平衡构成了冲击，比如新的太空武器的发明，美国甚至成立了太空军。这些都在酝酿着一种新的军事革命，或者说是军事变革的发生，并且是一种包括技术、军事思想和军事体系在内的变革，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第四个，在一些问题上，全球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一时还找不到解决办法。比如气候变暖，以及受气候变化导致的SARS，MERS，埃博拉等疫情频发，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这一次新冠肺炎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和迅速扩散，对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世界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方法，至少目前，仍然是主权国家作为主体在发挥作用，世界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联合应对的态势。
这些变化对中国对外交往有机遇也有挑战。所谓的“机遇”是指，我们看到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只占到世界经济比重的不到6%，但在去年已经占到世界经济的16%，这是一个很大的也是积极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在扩大，地位和作用在增强。所谓的“挑战”，我认为有这几个问题，一个是逆全球化的挑战，一个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还有一个就是克服气候变暖对我们构成的挑战，这些不只是对中国一家的挑战，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挑战，中国如何同世界合作应对挑战，这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中评社：疫情让中美矛盾升级，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变化？这对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有哪些影响？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位对外战略？
季志业：中美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源于刚才提到的力量格局的变化。很明显，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中国在科技领域开始取得一些进展，军事力量也进一步发展，关键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大体量，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赶超——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只占到美国经济的11%，但在去年已经接近美国的2/3。美国作为老大心里感到不安，认为中国的迅速发展是一个巨大挑战，然后，美国历来对“老二”是毫不手软的，比如曾经苏联和日本，现在轮到了中国。
美国的警惕性非常高，一些政客非常焦虑，他们不理解中国，很难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的理念，因为他们历来都是靠地缘政治、强权政治、森林法则的理念成长起来的。过去，民主党政府采取了接触加遏制的政策，现在，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政策的视觉效果是全力以赴在打压中国，这一方面是由于特朗普团队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现在处在大选的关口，更需要拿中国做挡箭牌。
尽管中美关系现在出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主要是来自于美方的一些挑战，但我认为中国没有必要进行外交战略调整，去迎接和美国的斗争。因为中国的主要目标不是当世界领导人，也没有这个意愿，中国政府和习近平主席反覆强调我们的任务是“两个一百年”，到明年就是第一个百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但是，疫情给脱贫攻坚战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还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根本没想过去抢世界领导权，也不存在抢夺地盘的问题。 现在国内一些媒体过度紧张，做出了一些过激的反应，这大可不必，我们首先要明确自己想要干什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所以，中国的对外政策还是一如既往和所有的国家开展合作，也包括美国。当然如果美国不想和我们合作，要和我们脱钩，我们必须做一些回应；我们也正常应对一些专门的挑战，包括疫情以后可能有的滥诉问题、舆论攻击问题，对我们的主权、国内事务干涉的问题。但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没有必要调整，对所有国家开展合作，包括和美国，这应该是一如既往的，与此同时，我们会继续走改革开放道路，而且是越改越深越开越大。所以我认为，中国人要有定力，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这一次我们也可以挺过来，对于这个问题我比较偏乐观一些，但我认为总体上我的看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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