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朗普需要中下层的投票这个逻辑来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重心是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时代创设的国际规则，而不是将矛头对准崛起中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因此，我们不难看到，特朗普最初提高钢铁、铝制品关税时，名单中也包括欧洲、韩国和加拿大。后来，在给予这些国家临时豁免权时，仍要求提高日本出口至美国的钢铁产品关税。显然，如果是奥巴马在台上，他不会对同盟伙伴出这种招数。事实上，奥巴马的言论远比特朗普更赤裸裸地扬言要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TPP签署时，奥巴马明确宣布，不能让中国制定21世纪的经贸规则。而特朗普虽然是个大嘴巴，他本人却从来不会说这种话，他只是强调主权、公平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一个像美国这样的霸权国使用“主权”这样的字眼，过去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特朗普的听众并不是白人精英。对特朗普的中下层选民来说，21世纪的经贸规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贸规则，他们是这种规则的受害者。特朗普机智地选择从双边角度突破这种规则，这说明特朗普头脑中有一套做法，不是临时出招的。因此，中美关系中长期以来流行的一些说法，比如经贸关系是压舱石，需要重新思考。下一阶段经略中美经贸关系，务必更加精细、精凖，让美国中下层认识到中国的贸易力量。
四、政经关联性增强下的亚洲局势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白人精英丧失了二战后主政者那一代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能力，目前在国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仅没有办法弥合政治对立，还有可能冲击民主制度。其主要原因是，收入的分配出了大问题。以往，在收入分配问题不大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内政治与世界经济是相对分离的，美国精英通过国内的一套制度安排，便可以稳定工人阶层，不用分心时常考虑国内民众的需求，专心致力于在海外进行实力拓展。只要白人精英海外利益持续稳定地分配给国内民众，那么这种国内-国际协调的机制就是稳定的，但是一旦不能分配好，这种机制就是不稳定的。目前的美国正处于重新构建国内-国际相互协调机制的新时代，国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尤其让特朗普支持者焦虑的是，在国内分配的制度还没有重新调整过来时，海外的政治经济安排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美国亚太政策的旧框架已被打破。
如果以这种视角重新看待美国与亚洲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新的结论。长期以来，美国运筹其亚太双边同盟关系的基础是美国国内-国际相互协调的机制稳定存在。如果忽视这种基础，我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就失去了基本坐标，很多判断类似于《吕氏春秋》记载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决定美国政策框架的那个基础早已今非昔比，而我们还在划线的那个地方寻找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目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亚太政策框架开始初步建立，那个时候“内嵌的自由主义”大框架也同步确立。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越南战争撤离，在双边同盟框架内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扩张，中美关系成了一个“凖同盟”，这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一个大的调整。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美国国内基础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日经济竞争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的主要推动力，美国亚太政策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日本凭藉日元升值，成为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美国农业部资料显示，1989-1997年间，日本的人均GDP高于美国。IMF资料则表明，以现值美元计算，1987-1997年间，日本的人均GDP高于美国。这一阶段也是美日贸易摩擦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1992年，克林顿上台后，立马停止了雷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画，将国家建设方向调整到经济。1993年7月，克林顿到访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克林顿提出要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核心是重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扭转对日巨额的贸易赤字。不过，那个时候，凭藉互联网等新经济，美国国内经济增势良好，“内嵌的自由主义”框架还在发挥作用。美国白人精英继续赞同多边主义，比如将关贸总协定升级为WTO，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等。
特朗普时代的亚太政策显着不同于以往，但有很大一部分延续了奥巴马时代的做法，不过原因有些不一样。例如，2015年底，奥巴马出台了其任期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幅度修改了对地区重心的安排，将亚太置于首要位置。事实上，从1987年美国出台第一份国家战略报告起，欧洲就是美国首要关心的地区，其次是中东，然后才是亚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地区重心的排序上，与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份报告是一样的，只是其范围更广一些，从亚太扩展到了印太。其原因，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白人精英更有远见、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极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而特朗普更为重视经济收益的分配，因此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动机。从美国贸易赤字占比来看，印度的重要性超过韩国。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在国会作证时明确指出，美印关系的三大支柱分别是卖军火、卖能源和扩大贸易。鉴于印度目前的增长态势以及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潜力，美国是南亚地区最大的交易伙伴，特别是美印贸易中服务业贸易占比较大，特朗普将印度视作平衡美国贸易的主要伙伴，也是说得通的。此外，特朗普也明白，如果美国经济发展不行，他的国内再分配方案也难以行得通。只有把蛋糕做大，他所代表的势力才能与白人精英阶层达成新的国内分配方案，这也是他同意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部分采纳奥巴马方案的原因所在。
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特朗普的亚洲政策打破了以往历届美国总统的禁忌。 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上台初始便与蔡英文通电话，最近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美国国务院高官已经访问台湾地区。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更是答应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多次说过要重新商谈奥巴马时期签署的伊核协定。在TPP问题上，特朗普又表示考虑可以重新加入TPP，前提是新TPP框架给予美国更多的好处，对此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表示欢迎，但这些国家同时又强调不愿意更改已经达成的TPP11国协定。
五、美国外交政策变化与中国的应对
从特朗普政权的性质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的革命性变化更应从国内政治经济入手考察。特朗普的主要动机和目标在于，重构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让美国中下层更能获得好处。因此，我们看到的一些互相矛盾的政策，其实是这种系统变革的产物，是旧框架解体、新框架逐渐成型中必然出现的不一致、不协调和矛盾。特朗普之所以在各国普遍感到敏感的重大政治、安全问题上施压，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压这些国家、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如前指出，美国的霸权地位到目前为止受损很有限，而特朗普对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兴趣不大。特朗普希望的是交易，即通过打政治牌、安全牌，迫使相关国家在贸易关系上对美国让步。从实力地位上说，特朗普的美国也有这种能力，不过打压过狠了，容易招致他国的针锋相对。比如，从国家利益角度看，中国完全有实力抗衡贸易上的施压，尽管中国局部产业和地区会有损失，但从大盘子考虑，这种损失完全可以在国内层面调整和补充。但是，美国就不同了，美国的精英阶层绝不会放任特朗普这么做。甚至，眼光并不是很长远的中下层，在遭受别国强烈反击时，也会要求特朗普谨慎行事。
特朗普的税改其实是观察这种矛盾性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内一些人简单将它理解为降低税率，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的，尽管其核心是公司税改革，但其范围要更广阔一些。从特朗普的主要目标来看，是要调整美国跨国公司的收益分配，让美国跨国公司将更多的收益留在美国国内。关于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学术界长期以来就有深入研究，但过去的研究主要是讨论跨国公司与发展中的东道国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联合国贸发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际机构，普遍将过去的敌对性态度转变为颂扬跨国公司的好处，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联合国贸发会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基本就是这个基调。反过来讲，当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时，意味著作为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母国——发达国家，其收益会相对减少或者增加有限。而跨国公司通过价格转移支付，将更多的税收留在不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大幅度减少了对美国政府的纳税。此次特朗普改革税收，就是要改变这种格局，让跨国公司给美国政府缴纳更多税收。按照余永定提供的资料，税改前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润高达2.6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中43%的来源是人口占比不到世界1%的小国和离岸金融中心，如百慕大、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事实上，亚太地区并非美国税改的主要针对区域，因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一地区的外资存量非常有限，大约略低于17%，而且主要是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显然，调整投资的收益分配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
贸易也处于核心位置，但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贸易在经济上附属于调整美国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前文提及，美国民众对贸易关系的认识并不深，而投资关系远比贸易关系来得复杂。很大程度上，现在全球的贸易格局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有的专家认为80%以上的世界贸易都由跨国公司主导完成。中美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大量的贸易，一半以上都是不被中国政府控制的跨国公司产生。按照中国统计局的资料，中国进出口的一半是由外资公司实施的。如果算上中国公司在内的零部件贸易，那么这个数字会相当的大。对于特朗普来说，在对外关系上瞄准中下层更容易理解的贸易关系，显然是一件得选票的事情。如果要改善美国中下层的收入水准，目前在整体贸易赤字上占比超过一半的中国，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尽管我们多次强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排在美国前几位，但是对于美国中下层而言，比如沃尔玛的售货员，他（她）显然不太能理解这种逻辑关系：如果特朗普提高关税，沃尔玛的销售额将下降，售货员的薪水也会下降。
反过来讲，如果中国满足了特朗普的要求，特朗普是否会收手呢？从理论上讲，贸易关系调整如果会让美国中下层的福利水准提高，而且美国国内层面的制度调整深入，那么特朗普并不会要求更多。但关键是，这个逻辑链条也很长，美国白人精英承担受损的意愿也是有限度的，特别是白人精英阶层的目标要比中下层来得多元，除了经济收益，还要求维护美国创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些人会继续跟特朗普所代表的势力博弈，在特朗普出台的政策中塞入他们的方案。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特朗普的政策表述，有时候相互矛盾，原因也是被塞入了精英层的意见。毕竟，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否生效，不完全是最高层的意见表达，还需要官僚团队中各个层级的精心实施。除非特朗普的执政基础相当稳固，团队的方案构想能力和执行能力超强，比如类似于权威主义政府那样一言九鼎，否则我们还将继续看到特朗普方案中的矛盾性。
从美国产生特朗普政府这样一个石破天惊的事件来看，美国国内调整远不是一件短期的事情。有的美国精英人士甚至表示，这种调整将至少持续十年以上。在美国国内中下层与精英层达不成大妥协之前，不管是精英层选上的总统，还是中下层选出来的总统，美国意欲实施的政策效应都将大打折扣。因此，特朗普对外政策也不会像以往那样明晰和稳定，以往美国的对外政策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现在由于国内基盘不稳、遭到精英层的掣肘，特朗普对外政策的摇摆、虚张声势和交易性仍将持续。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依然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并始终以我为主推进开放型经济。至少，我们要牢记苏联和日本的教训，防止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是坚定地推进本国的发展战略。雷根时期，美国以夸张的星球大战计画，将苏联拖进了军备竞赛，而日本由于美日同盟关系，也在贸易摩擦上步步满足美国的要求。从未来发展态势讲，时间在中国这一边，因为21世纪中国的新一代完全有能力比肩美国20世纪的第一代，拥有战略远见和政治能力。如今，中国每一年毕业的本专科以上学生高达800万。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毕业生累计几乎超过1亿人次，这些人成长于中国受惠于全球化的时代，是现代经济增长体系的有力支撑者，也是中国政府推动全球化和开放经济的坚定力量，更是中国迈向2050年强国目标的建设者。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未来一段时期将步入新框架阶段，这倒不是说因为美国精英层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让中国融入世界的大战略失败，美国要改换门庭，而是因为中国本身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国是一个大国，不管是中国特色的大国，还是西方特色的大国，这一次中国的实力地位完全有能力抗住任何压力，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协调性、一致性和战略共识依然强大，这使得中央层面的政策得以汇聚全国性的意见，并且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也能扮演某些引领性角色。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8年5月号，总第24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