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远远跟不上市场力量主导的产业集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实现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的收敛，本应以促进劳动力更为自由流动为手段。遗憾的是，由于社会各界没有理解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把经济在少数地区的集聚误解为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全球普遍存在的集聚效应也被污名化为“虹吸效应”，造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对于产业向少数地区集中的反感。于是，长期以来，在政策上对于较发达地区采取抑制措施（比如收紧建设用地指标），试图“倒逼”企业转移向内地，同时，用行政力量去推动产业转移。
但是，产业转移真的发生了吗？真的起到了促进地区间平衡增长的效果吗？恐怕未必。有研究显示，其实，沿海地区向内地的产业转移，并没有全面发生，而只是发生在局部的地区和产业。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中，有的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些产业并不依赖于海运进行贸易。另外一些就难说了，有些欠发达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污染型的产业来实现短期的GDP增长，恐怕也只有数字比较好看。通过提高沿海地区的成本来“倒逼”产业转移，恐怕实际上发生的是把企业逼去了东南亚。
还有一种表面上的收敛是需要警醒的，那就是大量在工业园、新城和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里当然是GDP，也能够形成就业和税收，表面上造就了一些西部增长明星。但是，实地调研一下就知道了，那些在欠发达地区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和新城，以及宽马路，早就投资过度了。一个数据就能说明问题，中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城市出现了人口收缩，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做增长型规划和投资。
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是没道理
文章指出，事实上，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实施了大量的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区域发展政策，现在已经可以对这些发展政策进行评估了。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中西部已经建设了大量的经济开发区和新城，这些政策虽然在短期可以在经济总量上帮欠发达地区带来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由于缺乏集聚效应，相应的政策是伴随着低效率的发展。新城大量建设在人口流出地，也已经出现了总量过剩和规划超标，伴随着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原本说“发展是硬道理”，结果，在人口流出地大量无效投资，成了“硬发展是没道理”。
国家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各类补贴和支持，要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资源配置出现低效率，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不利的。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国际发展经验，再加上中国自己过去所做的尝试，已经足以支撑政策上的调整。在面向“十四五”的空间规划中，提几点建议：
第一，在欠发达地区要进行有区分的、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在核心大城市及周围的都市圈，可以进一步集聚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中，将有两种可持续的类型：一是服务于内需的；二是服务于外需，但是出口不依赖于海运，比如说通过空运的，以及通过网络运输的软件业。在另外一些地区发展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由于创造GDP的总量受到资源限制，应该通过引导人口流出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
第二，要重启东部沿海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特别要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中下游）黄金水道沿线地区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竞争力，因为这一地区的内河航运条件几乎可以和海运相媲美。在东南沿海地区要通过推动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得外来人口安居乐业，来缓解劳动成本上升的趋势。同时，土地供应要跟着人口增长需要相应增加，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缓解地价和房价上涨速度。
第三，在人口流出地要进行减量规划。要防止出现人口流出地继续做增量规划和投资的局面，已经进行的投资要做科学的评估。要高度重视上一轮投资中所形成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等不动产所带来的地方金融和财政风险。对于缺乏回报且不可持续的项目应及时终止。
第四，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要从投资于不动产转向投资于人。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总体上已经过剩，未来应转而投资于教育和医疗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事业，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提升人口素质，为更长期的发展打下基础。
第五，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要与所对应的产业比较优势相关联。对于比较优势在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这些产业的地区，要相应提供与产业竞争力相吻合的基础设施配套。要建有利于将产品运出来和有利于将人运进去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议对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大面积铺开的高铁项目进行投资回报评估，考虑在中西部地区以更多的机场建设来取代过量的高铁项目，因为机场更加适合人口密度低且地形复杂的地区。
第六，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和评估，要取消GDP总量的指标。特别是对于人口流出地，更是要减少对于GDP总量增长的激励，以免人口流出地仍然做总量的增量规划，以及地方之间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恶性竞争，防止不同地区在产业选择上的雷同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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