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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时学教授发言幻灯片 |
朱锋认为，新冠疫情确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是一场战略意义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根本上推动现代社会发展。但新冠疫情突破了科学的“万里长城”，让全世界顶尖的病毒学、传染病学等生物安全科学脆弱无力，更让各国社会治理措手不及。这要求我们反思自由与科学主义旗帜下的一系列原则。不论是国际关系史还是理论范式，都要重新思考。
朱锋进一步提出，全球大疫引发了传统进步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旗帜，西方进步主义宣扬西方政治经验能够在全球推广，甚至可以成为人类政治的唯一归宿。但在疫情下，原本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被冲击得支零破碎。他谈到，特朗普政府的危险不仅仅在于对中国的强硬，更在于其反智言行颠覆了美国“民主灯塔”形象。美国所宣扬的“普世价值”以及其作为强大的“民主自由榜样”的理性都应重新批判。
此外，朱锋认为新冠疫情的另一重大影响在于对全球主义的冲击。全球化加强了国家间的依赖，但新冠让国际社会在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中“歇斯底里化”。全球主义作为过去数十年的国际关系理想与基本思维范式可能会被彻底颠覆。新冠对世界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如果全球主义不复存在，那么原本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许会成为冲突的根源。思考未来社会的命运，需破除旧的范式，并且创造新的知识、理论。
刘宏进一步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动态变化。他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1世纪的前10年，中美之间虽有摩擦，但关系大体和谐。但随着两国差距的缩小，合作的基础与平台逐渐消失。2019年以来美对华为的打压、双方意识形态的对抗等问题已经表明双方竞争关系逐渐大于合作。刘宏教授提到，虽然中美现在还并未进入“新冷战”，但是“冷战”爆发因素已经产生，且值得警惕。
刘宏随后对东南亚的国际关系进行了重点分析。他提出，东南亚是中美核心利益，也是核心分歧的交集地区。第一、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地区牵扯了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一带一路经济发展这三种核心利益。第二、对美国来说，维持在东南亚的战略影响力，避免该地区出现敌对势力是其核心目标。第三、对东南亚自身，各国核心利益在于维护自身独立主权，并实现自身经济发展转型。在此基础上，刘宏认为在新冠疫情结束后，东南亚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防卫靠美国”的传统战略不会有根本变化。各国与中美的关系往往因议题而定。中国需意识到东南亚区域的复杂性，理解第三世界的困境，并以求同存异的中国智慧推进自己的利益。
江洪学在发言中反驳了近日针对“后疫情时代”的热门观点。他认为，第一，新冠疫情不会扼制经济全球化，更不会逆转全球化发展。各国在疫情期间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必定是暂时性的。生产、贸易与金融的全球化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不会因疫情而逆转。第二，疫情并不会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虽然美国的疫情治理不成功，但着并未动摇美国在贸易秩序与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第三，新冠疫情并不会导致“美国世纪”的终结。疫情打击了美国经济的同时也打击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并不根本改变美国的地位。虽然美国的形象等软实力有所下滑，但是美国的军事硬实力并未被削弱。过于不切实际的预测对中国有害无益。第四，世界秩序不会因疫情发生根本变化。当今世界秩序由多边的世界秩序与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组成。多边世界秩序在不断强化，不会被新冠病毒打败；而“自由”世界秩序虽走下坡路，但仍然强大，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秩序并不会消失。综上所述，虽然疫情对各国都造成了巨大打击，但在判断“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时，还需要实事求是，否则会有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进程。
会议最后，与会学者一同解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对区域疫情防控合作、经济复苏、“网络战狼”等问题上提供了独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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