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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集》 |
中评社╱题：“章丽曼：台湾‘女硬汉’” 作者：徐博东（北京），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章丽曼，1924年出身于江西南昌的一个富绅之家。章家可说与国民党的渊源极深：章丽曼的祖父章子昆，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交好；父亲章壮修，北伐军尚未进入南昌城时就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南昌城内秘密做内应，被军阀当局追缉，北伐后曾出任国民党的土地局局长；三叔章益修，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代理省党部主委，抗战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新闻处少将处长，赴台后任“国大代表”；而王晓波的父亲王建文，则是号称蒋介石“铁卫军”的宪兵营长。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与国民党渊源极深的家庭里的章家小姐，却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再度发动内战……
王晓波的英雄母亲
1988年暑假期间，我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的一场小型学术研讨会上，有幸结识了来自台湾的著名统派学者王晓波。会后闲谈时才得知，50年代初他在台中，因父母涉嫌“匪谍案”而落难，兄妹4人孤苦伶仃，嗷嗷待哺，不得不到台中育幼院申请当院外生，每个月领取二十块钱的生活补助金勉强度日。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母亲潘佩卿，此时恰好在台中育幼院当会计，负责发放院童的补助金。晓波听我这么说，心情格外激动，瞬间拉近了我俩之间的距离。打这之后，又经过几次往来接触，我和晓波兄遂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对于他的家世，其实我知道得也幷不多，只知道他母亲后来被国民党枪毙，父亲因受牵连而坐过牢。直到2001年8月18日，在晓波母亲章丽曼殉难的地方——台北马场町“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举行了“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会”。会后晓波兄来大陆，亲手送给我他编的《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集》。当晚，我一口气读完这本“纪念集”，掩卷良久，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至此，我才真正瞭解了他英雄的母亲、瞭解了他家的悲惨遭遇，同时也更瞭解了他王晓波本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53年元宵节的晚上，台中万家灯火通明，鞭炮声此起彼伏，王晓波全家老少在等爸爸王建文从台北回来过团圆节，可久久等不到，小孩子熬不住，只好先睡了。王晓波回忆说：“第二天醒来，只见家中一片凌乱，外婆不知所措的在那哭，妈妈不见了，刚满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见了，只剩下还在熟睡的大妹、二妹。经外婆解释，才知道，昨天深夜来了一批宪兵，抄遍全家后，把妈带走，为了喂乳，妈把小妹一起抱走。爸爸也在台北宪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没有回家过元宵节。”〔1〕
王晓波的父亲王建文、母亲章丽曼，他们为何被捕？父母亲双双被捕入狱，留下王家老的老，小的小，一家5口骤然失去了生活来源，以后日子怎么过？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从富家小姐到革命者
章丽曼，1924年出身于江西南昌的一个富绅之家。章家可说与国民党的渊源极深：章丽曼的祖父章子昆，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交好；父亲章壮修，北伐军尚未进入南昌城时就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南昌城内秘密做内应，被军阀当局追缉，北伐后曾出任国民党的土地局局长；三叔章益修，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代理省党部主委，抗战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新闻处少将处长，赴台后任“国大代表”；而王晓波的父亲王建文，则是号称蒋介石“铁卫军”的宪兵营长。〔2〕
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与国民党渊源极深的家庭里的章家小姐，却和当时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再度发动内战。
据和章丽曼关系密切的她的小弟章仲禹所说，早年章丽曼就读于南昌市环湖路小学，日寇入侵中国后，他们进住设在福建永安的流亡学生收容总站，过着极其艰苦的流亡生活。其后章丽曼考入九江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国民党军官王建文结婚，尔后她随丈夫的部队调防到大后方重庆，先后在临江门小学教书、朝天门邮局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北站邮局、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任职。1948年，丈夫王建文被派往台湾花莲训练新兵，章丽曼把儿子王晓波和两个女儿以及照顾孩子的母亲陆佩兰送到台湾，而她自己由于在上海的工资是丈夫的三倍，舍不得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又回到了上海。〔3〕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两岸往来断绝，不久章丽曼被所在单位辞退，失去了工作。判决书上说：“迄同年8月，上海新闻专校改为伪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开始招生，章以原职辞退，且素爱文艺，思想左倾，乃考进就读。迨年底结业，匪认章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模棱，被派为预备队工作，心殊怏怏。”1950年2月，新闻学院教务主任黄忠，“侦知其思家心切与家庭环境，遂乘其弱点，利用其来台为匪工作。当时章以丈夫个性固执且自性（认）不适此项工作而与婉辞。惟匪干黄忠多方诱惑鼓励，勉予应承。”〔4〕
对于章丽曼从上海华东新闻学院结业后的工作去向，她的姐姐章丽丝却有不同说法。章丽丝在1967年4月12日“文革”中写的一份申述材料中说：章丽曼“解放后仍在上海工作，她在上海写信告诉过我，说她到华东新闻学院学习，后在新华社做记者，派至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章丽丝在写这份“申述”材料时，幷不知道妹妹在台湾早已牺牲，也不清楚妹妹的真实身份。〔5〕而判决书上对于章丽曼曾经当过“新华社记者”，幷“派至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这样重要的经历均不掌握，这很可能是章丽曼被捕后故意隐瞒，没有如实交代。
据悉，上海“华东新闻学院”的前身幷非“上海新闻专校”，而是“华东解放军新闻干部学校”，这是一所为中共培养新闻力量的学校，这所学校后被幷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而众所周知，解放初期的新华社不完全是纯粹的新闻机构。至于“台湾工作委员会”，则是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机构。倘若章丽曼身份真如她姐姐所说，再结合她被捕后的表现（见下文），那她之所以赴台，恐怕就不单单是“思想左倾”和“思家心切”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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