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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浊水。（中评社 资料照） |
中评社台北8月10日电／年底台北市长选举大势已定，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立委”姚文智民调迟迟无法拉抬，前民进党“立委”林浊水在《美丽岛电子报》发评论表示，民进党台北市的选情恶化到这程度，关键已经不在姚文智本人，并指出姚文智的出线是三大主观失误和二大不利客观因素堆迭的产品。
林浊水表示，首先是蔡英文以台湾价值将柯文哲的军，本意是教训，不料基层反柯情绪一发不可收拾，选对会因此做成不礼让决议。结果造成的就是今天随着姚文智选情的恶化，基层的分裂甚至对立也愈来愈严重。其次，既然不礼让了，党中央开了要提就提最强的支票，结果没有能力让最强的参选，支票跳票的结果，选情只能每下愈况。第三，在中央权衡轻重之后，姚团队只能诉苦被中央“放生”，气氛感染之下，其他县市市长候选人纷纷和姚保持距离，甚至和柯互相呼应，看在基层市议员、里长候选人眼里，便纷纷“自我求生”，而和姚团队尖锐对呛。
以下为林浊水评论全文：
台北市的选情看在民进党基层眼里既震撼又痛心。事情恶化到这程度，关键已经不在姚文智本人，而是姚文智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当今掌握全面执政的优势之下的民进党中出线。
姚的出线是一连串的主观失误和不利的客观条件堆迭的产品。
选情恶化三大主观失误
首先是党主席弄假成真，蔡主席以台湾价值将柯文哲的军，本意是教训，不是决心不再礼让，不料经主席一番挑起，基层反柯情绪一发不可收拾，选对会因此做成不礼让决议。只是从各家民调看来，泛绿基层固然有一半反柯，其实也有一半挺柯，这时最重要的是主席必须依党甚至自己的利益做选择，不料纵使主席知道不礼让不妙，但是也不敢做出对党对自己都有利的选择，就“无奈”地，不愿意地接受选对会的建议，以避免自己负了挡下基层情绪的责任。结果造成的就是今天随着姚文智选情的恶化，基层的分裂甚至对立也愈来愈严重。
其次，既然不礼让了，党中央开了要提就提最强的支票，结果没有能力让最强的参选，支票跳票的结果，选情只能每下愈况。
第三，选情既然不妙，姚团队亟亟于争取党中央大力援助，但是在中央权衡轻重之后，姚团队只能诉苦被中央“放生”，气氛感染之下，其他县市市长候选人纷纷和姚保持距离，甚至和柯互相呼应，这一切看在基层市议员、里长候选人眼里，他们便纷纷“自我求生”，而和姚团队尖锐对呛。
二大客观因素之一：地方选举去政党化；中央选举政党政治化
民主化之前台湾的选举，愈是基层的选举，国民党愈是能全面掌控，而党外和民进党只能借自由、民主、“台独”等意识型态号召民众而在“立委”、县市长选举，局部性地攻占前进基地，至于更基层的县市议员、村里长就完全沦于国民党的天下。这情形甚至到了1990年代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且举1998年台北市市长、“立委”、议员、里长各层级公职候选人民进党和国民党总得票率为例。
国民党里长得票高达71.33%，基层实力坚强到不行，但是愈往高层，公职得票率愈低，到市长只剩51.1%，上小下大呈现正金字塔的形态。
相对的，民进党，不只每个层级的得票率都小于国民党，而且结构是上大下小，呈现了倒金字塔的形态。
两个形态一个正金字塔，一个倒金字塔，上下完全相反。那么是那个正常？这个有趣的问题，在台湾进一步民主化后的一次选举，2014年地方选举，民众给了答案。
在这一次选举，县市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代表、村里长5个层级候选人的得票率，两大党都变成了头大脚小的倒金字塔了，在1990年代，国民党往往囊括7成的村里长，现在全国居然减少到23.8%而已。国民党村里长选票并不是被民进党抢走，民进党只得到可怜的6.55%，其他的村里长的选票完全被无党人士抢走了，他们得了69.39%的选票。
然而无党人士在基层虽突然“雄厚”了，却完全不能垫高高层公职选举的选票，于是在两大党得票率结构呈现倒金字塔时，无党人士得票结构呈现了正金字塔的形态，愈是高层得票愈少。
这样的正、倒金字塔并立的现象清楚地描绘出民主化之后，台湾地方选举去政党化；中央选举政党政治化的现象。
其实这现象并不突兀，日本地方选举去政党化，中央选举政党政治化的现象更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到现在的常态。日本战后中央政治一直以政党政治运作“内阁制”；但是地方选举时都道府县知事却一直多数是由无党人士当选（台湾的无党人士他们叫“无所属”人士）。例如：
※东京都
直到2014年选了19次，全是“无所属”当选；一直到2016年，才有小池百合子以自民党身份当选，但是他很快退党并组“都民第一会”。
※大阪府
选19次，8次“无所属”当选；
※山形县
选18次，全部“无所属”当选。
假如地方选举和中央不同，而有“去政党化”的趋势，那么民进党要在台北这一个地方选举强力运作政党政治化的操作，就必定和趋势互相扞格，操作辛苦恐怕是难免的。在2014年提名时，我就曾建议台北市长的提名最好参考日本的例子和台湾自己的趋势，而2014年民进党的处理也已经符合这观念而提名柯文哲了，但是不料这样的观念现在反而置之不顾。
二大客观因素之二：两大党严重失去信赖的普世现象
两大党严重失去信赖的普世现象，这是这两年来我一再建议民进党重视的现象，在这里不再多所阐述，要了解，请参考<世事难料：民调中民众希望政党轮替的讯息强烈>。在这里只是要提醒趋势如果是这样，直接在台北市和柯文哲对撞，恐怕只会强化这一个趋势发展的动能，不是好的因应。如今由于党中央的措施已经明显扩大了柯P对台湾南北各地对民进党负面的外溢效应了，选情因此紧张的哪里只局限在台北市基层的议员、里长？
柯“柔性政党”行不通
为了缓和台北市民进党市议员的紧张处境，柯文哲建议台湾政党要走向“柔性政党”。他说政治不需要搞的那么肃杀，要走向柔性政党，而不是用意识型态来检查自己同志，或是用党派利益，来决定大家是否在一起，也许趁这次选举，对整个台湾政治的调性做个调整。
目前民进党对邱碧珠里长以“不予提名”但是也不另外“提名”的方式“礼让”她的古怪策略来缓和情势，很意外的是，这似乎有几分呼应了柯文哲柔性政党的呼吁了。但是这会解决问题吗？
目前这样做，民进党虽然说已经党纪处理了，其实是在兼顾人情和利害关系下的掩耳盗铃。有了这个先例，如果民进党却不修改党章，那么民进党就成了党章和相关纪律的成文规范上的刚性政党，和运作上的超级柔性政党，将来遇到问题要依党章行事还是要置党章于不理，必定大家吵成一团，乱不可言。
但是修改相关规范非得花时间，要用在这一次选举缓不济急，于是目前只好继续掩耳盗铃，做不到柯文哲建议的趁这一次选举做个调整。
那么未来呢？那倒真是兹事体大。首先，党柔性刚性的选择和宪政体制和选举制度息息相关。刚性政党如果要改成柔性政党，整个体制必须配套换完全不一样的，工程浩大，不是废了党纪一切就解决了；其次，西方国家也只有美国是柔性政党体制，美国样样总被说成是唯一的例外，我们选择制度一定要舍多数而就孤例吗，恐怕得思考一下；第三，美国是柔性政党了，但是美国的政党没有意识形态吗？民主党和共和党没有什么价值观的差别吗？他们的政策都没有自己一贯的精神吗？其实他们只是早和任何国家一样，是个独立的国家了，所以政党不会以统独划分意识型态的界限罢了，并不表示没有其他的意识型态；最后，美国因为是柔性政党，政治就没有党派利益和尖锐对立？那么特朗普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现在对立得还不够尖锐？其实美国政界的对立早愈来愈尖锐了，特朗普只不过愈加登峰造极罢了。
也许政党改成柔性最符合当前柯文哲的需求，但是除此之外并不切实际。
寻找有责任的政党间的合作，而不是没有价值观地，柔性地和稀泥
所以，问题不在于政党刚性与否，而在政党能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使自己成为政策有逻辑可循，和其他政党除了竞争也能寻求合作和互信。如果把合作限缩在地方选举，日本的做法应该可以参考。
他们的知事虽然以“无所属”为常态，但并不是就完全排除政党的作为，相反的，经常是在政党联合推荐下再以无所属的身分出马，且再以东京为例：
同样在中央政治政党政治化，地方政治去政党政治化的情形下，像日本的东京及其他地方选举的做法，恐怕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不是柔性政党途径。事实上2014年台北市的选举岂不就已经这样操作过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