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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跃春接受记者专访（中评社 毛成勋摄） |
至于本轮中日关系实现转圜的原因，我认为大概有以下三点。其一，中日双方都有转圜关系的愿望。这个实现本轮转圜的重要出发点。中日关系自2012年因日本单方面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而坠入谷底，并在“谷底”持续了四到五年的时间。此间的双边关系具体表现为，政治互动中断，经济关系滑坡，人员往来停滞，文化交流锐减。在经过几年的低谷期之后，中日双方都感到这样的双边关系对彼此皆不利，对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从经济层面看，2012年以来两国经贸和投资合作持续下降，不仅对日本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对中国经济也带来不少损失。此外，中日之间的几大障碍都是短期内难以解开的“死结”，所以两国没有必要“死守”“死结”而继续扩大相互伤害。相反，缓和关系，扩大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从战略层面看，中日两国长期对抗都将消耗大量的外交资源，这不仅影响两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区域合作的顺利推进，也对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从国际环境看，当前世界正值百年难遇之大变局的重要时刻，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经济大国，应该负起必要的责任和担当，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展开合作，贡献力量。因此双方均有让改善关系的的愿望，并为之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特别是两国领导层为此付出的努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冲击。这里最为突出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大搞单边主义，并对全球主要经济体举起了“高关税”大棒。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给之前为签署协定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安倍政府以沉重打击。另外美国在贸易政策方面的保护主义做法，也让日本面临的整体经贸环境充满挑战。日本作为典型的出口主导型国家，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不可或缺。而中国作为改革开放40年经济得以腾飞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遇到困难的背景下，仍坚持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基本国策。当然，要继续开放就必须坚定地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在反对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保护主义，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问题上，中日两国具有共同需求。这应该是中日关系转圜的重要外因。
其三，安倍内政外交的迫切需要。2018年是日本参众两院选举、统一地方选举等“大规模选举”之年。对安倍来说，最为重要的则是9月的自民党总裁换届选举，这将直接决定安倍首相能否实现“三连任”的重要目标。尽管这对一党独大的安倍内阁而言，基本上胜券在握，但欲建立长期、稳定政权还需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内政方面，由于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参众两院均占多数，政治“基盘”基本稳固，没有太多的进取空间。外交方面，日俄关系维持了高层往来的良好势头，但在至关重要的领土问题上，短期内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朝鲜半岛发生巨变，朝美首脑开启对话模式、朝中两国元首往来频繁，基本看不到日本外交的可入空间；日美之间尽管首脑往来多次，但两国关系在安全、经贸领域均存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的课题。在此情况下，正值关键节点的中日关系走势如何，对安倍而言，不仅存在巨大的加分空间，也是评判其执政能力强弱的关键所在。另从日本国内经济角度看，由于中日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日经贸关系如何将直接对日本国内外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在两国关系恶化期间，日本企业深受其害，他们一直呼吁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缓解经济压力。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社会风生水起，成果丰硕，不仅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也为合作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改善对华关系不仅在内政方面可以给安倍政权加分，在经济层面也将为日本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从而有利于日本景气的持续恢复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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